本文对1932年至1937年“绥西屯垦”这一历史现象的来龙去脉及其引发的社会影响,做了较为客观、全面的论述。论文不仅比较清晰地梳理了“绥西屯垦”这一大规模屯垦的历史过程,而且也对这次历史活动取得的成效进行了分析,并对其所起的积极作用与造成的消极影响作了分析与评价。本文在研究中主要突出了理论归纳、历史实证、统计分析与比较研究的方法,并坚持了“论从史出”的基本原则。全文共7章,第一章为导论,第二章至第六章为论文的主体,第七章为全文的结论。导论部分主要对本研究的选题缘由、选题意义进行介绍；对全文的基本内容与结构安排进行概括；对本研究所使用的基本史料和研究方法予以说明。屯垦,自产生以来就是历代统治者普遍选择的一种边疆统治模式。因其与农业生产联系紧密,一直被有远见的统治者所重视。为此,有关屯垦的研究历来较为活跃。但是,阎锡山“绥西屯垦”在有关屯垦的研究中没有涉及,而且在有关阎锡山的研究中也没有受到重视。本文对阎锡山“绥西屯垦”的背景、经过、成效、影响及作用等进行较全面、系统地梳理与论述,做出恰如其分的分析和客观公允的评价。力求弥补或推动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不足,充实内蒙古近代史和中国屯垦史研究的内容。论文的主体部分首先探讨“绥西屯垦”的历史渊源,回顾绥远屯垦的历史沿革,即从清代之前一直到民国时期绥远屯垦的历史变迁轨迹,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绥西屯垦”的历史背景；其次,论述“绥西屯垦”的组织与管理,包括土地的管理、屯垦的组织编制、组织管理制度等方面；然后,分析“绥西屯垦”取得的成效,其中主要成效为垦区农林牧业的经营与发展,屯垦队取得的其他成效有开展经济贸易活动、实施水利与建设交通、创办文教卫生事业、建立屯垦新村及其组织等；最后,对“绥西屯垦”作了较为客观、全面的评价。结论部分对全文作了简要的评述,提出了基本结论与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认为,“绥西屯垦”是当时社会的产物,它的产生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其一,绥西地区丰厚的自然条件与悠久的开发历史为“绥西屯垦”创造了条件；绥西地区与山西在政治、经济上的不可分离关系为阎锡山在绥西组织屯垦提供了便利因素。其二,放垦蒙地是国民党政府贯彻始终的对蒙政策,鼓励放垦蒙旗土地的政策与舆论为“绥西屯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其三,阎锡山“造产救国”的主张促成了“绥西屯垦”的产生。其四,“绥西屯垦”是积极响应国民党编遣军队政策的需要。其五,“绥西屯垦”是顺应抗日需求、充实西北边防的举措。由此可以看出,阎锡山“绥西屯垦”的产生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它是在一系列复杂的自然、政治、经济背景下产生的。“绥西屯垦”客观上曾一度给绥西地区带来了暂时的繁荣。屯垦部队自1932年进入垦区进行垦殖后,不但扩大了垦地,还建立了农事试验场,试种农作物,引进农机,改良畜种；创立农事训练所,增进屯兵农业知识及技能；设农产合作社,以期农村经济流动；兴修水利,改善垦区水利条件；修筑垦区公路干线,以利交通；设学校,办医院；从生产入手创建塞外新村。特别是绥靖了地方治安,平息了河套多年来的匪患,稳定了社会秩序。从这些方面看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此外,“绥西屯垦”对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流与融合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阎锡山“绥西屯垦”是时代的产物,无疑受国际国内形势影响,有很大的局限性。其一,从动机上分析,“绥西屯垦”一开始就夹杂着编遣军队、保存实力的目的；其二,从组织实施上分析,由于不注意宣传民族团结政策,出现了对当地蒙民的掠夺行径；其三,从结果上分析,由于受日军侵华的影响,屯垦的部分成果没有巩固下来；其四,从影响上分析,由于滥垦牧地,“绥西屯垦”加剧了绥西地区土地的沙化,导致当地生态环境的日趋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