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冲突是近代社会的典型特征。新文化运动以后,“民主”与“科学”的观念深入人心,上海作为早期通商口岸,各式各样的西式“商品”蜂拥而至,原本占据主流地位的中医逐渐被边缘化,中医发展受到阻碍。1929年,国学大师俞云岫提出“废医案”的建议更是将中医推向了生死存亡的境地,中西医矛盾日益恶化,难以调和。上海医界春秋社得知国民政府通过“废医案”的提议后,立刻联络全国各地中医界人士,召开全国中医联合大会,要求国民政府撤销“废医案”的法令。1931年3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迫于全国舆论形势压力,被迫成立中央国医馆,统一中医管理。中央国医馆一经成立,便明确提出“中医科学化”的发展方针,这一方针成为中医界为之奋斗的目标,也成为中医与西医论战的重要“武器”。此后,上海中医团体、上海医界同仁开始纷纷利用报刊宣传中医思想、开展国医讲座、丰富中医“科学化”的内涵,企图挽救危机中的国医。上海医界春秋社,1926年4月由谢利恒、丁仲英、张赞臣、杨志一等中医界知名人士创办,是中国近代持续时间较长,有着重大影响力的中医社团。其创办的社刊《医界春秋》（1926-1937）是一份正统的中医刊物,自成立时起,始终为中医界之舆论中心。本文以《医界春秋》（1926-1937）关于“中医科学化”的相关文章作为主要研究文本,并根据“中医科学化”的发展历程以及《医界春秋》的言论传统,试图找出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文本内容与方式的变动,以进一步分析出《医界春秋》对“中医科学化”的舆论建构。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选题来源、目前学界对《医界春秋》、“中医科学化”舆论建构等问题的研究现状、本文的研究思路及研究创新点。第一章主要介绍中西医论战背景下中医的发展状况以及《医界春秋》创办的原因,对《医界春秋》的创办、创办地、宗旨、言论传统等进行简单的介绍,并对“中西医大论战”、“中医科学化”等相关史实进行梳理。第二、三、四章是文章的主体部分。第二章是《医界春秋》对“中医科学化”酝酿时期的舆论建构,即从《医界春秋》1926年5月创办开始至1930年12月。这一时期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中医科学化”,但是《医界春秋》在其评论、学说等版面中大量刊登了发表中医“科学”发展倾向的文章,并在多篇报道中说中医要尝试学习西医科学治疗的方法,强调中西医结合,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通过舆论动员了全国各大中医团体,为“中医科学化”出现奠定了基础。第三章是《医界春秋》对“中医科学化”过渡时期的舆论建构,即从1931年1月至1934年12月。这一时期,《医界春秋》借助中央国医馆成立的契机,一直关注中央国医馆建设情况,在文章中多次刊登中央国医馆有关“中医科学化”建设的新闻。此外,为了更科学的建构“中医科学化”,《医界春秋》还邀请知名专家阐释“科学化”内涵,而且发表了具体科学化实施方案,要求中医与中药必须分开整理与研究;还关注农村中医“科学”发展的局面;在治疗方法上,也从“中医阴阳肺腑说优于生理解剖说”转向“阴阳肺腑治疗法并非万能”的立场。第四章是《医界春秋》对“中医科学化”建设时期的舆论建构,即从1935年1月至1937年3月停刊。这一时期,国内对于“中医科学化”的呼声日趋稳定,《医界春秋》刊登的大量文章开始极力倡导“中医科学化”;宣传中医界“科学”的治疗方法;关注中医、中药整理与研究进程;力图在社会中形成“中医科学化”的局面。文章最后主要对《医界春秋》舆论宣传的特点进行总结与思考。“中医科学化”方针的实施情况以及中医的发展情况与《医界春秋》的宣传息息相关,《医界春秋》在“中医科学化”的舆论建构中,注重重大议题与舆论宣传相结合;在报道中,坚持客观、中立的原则,时刻关注医界动态,揭露了政府黑幕。与政府、群众的互动也为《医界春秋》积累了社会力量,获得了群众支持,为“中医科学化”观念的传播提供了有力条件,这对于当代报刊宣传中医知识提供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