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钟报》,1916年8月创刊于北京,先后为进步党、宪法研究会机关报,以“商榷时政得失,宣究民群疾苦”为立言标旨,以批判的眼光、反抗权势的勇气和普遍关怀的情结,审视和关注国计民生,试图自觉扮演政局稳定建言人、经济问题监督者、国家利益维护者、民生疾苦查究者的角色。对于《晨钟报》的研究,学术界鲜有涉及。从稳定政局出发,《晨钟报》对政治家形象、政治之正轨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指出政治家应以道德为体,才智为用,以为民谋福利为己任;欲达政治之正轨,应以稳定为基础,调和为手段,平息党争,固本治标为当前之要务。“固本之案,则制定宪法是;治标之案,则整理财政是。”制宪过程中出现的议员能否兼任国务员之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成为关注的重点;《晨钟报》高调报道涉及财政总长陈锦涛在内的财政部贿赂案,在其中扮演了案情揭发者、推动者直至促使立案审查的角色,鞭挞政府官员涉嫌贿赂之丑闻,高扬正义之利剑。竭蹶不振的财政困境,开源节流乏术的现状,使北京政府不得不以经常性的对外借款勉强维系。《晨钟报》强调涉外借款乃饮鸩止渴之举,然基于中国的现状,又认为此乃不得以而为之,默认了借款事实的存在;并对政府的借款行为提出三点原则性建议:防止日本包办借款,以维护国家利权为前提,严格限制地方借债行为。对于关涉财政金融命脉的币制改革问题,在报道日人的中国币制观时,重点推出了张仲琅的《中国币制改革论》,抨击现有混乱币制,赞同在中国实行金本位。《晨钟报》是典型的国家利益至上论鼓吹者,倡言息内讧,御外侮,同心协力,捍卫主权,呼吁国民外交。在郑家屯交涉中,追踪报道中日双方为争取各自利益最大化展开的博弈,亦将民众维护国权的舆情及时刊登报端,通过舆论导向的力量,试图在政府处理外交事务中扮演监督与建言角色。主张参加一战是《晨钟报》的基本立场,以德美断交为转折点,从断交前后的迟疑审慎到统一步调、力主参战,报方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借参战之契机改变中国孤立的外交地位,走上自主外交道路的愿望。关注民生是《晨钟报》的办刊宗旨之一。大到1917年夏秋之交爆发的天津大水灾,在对官方、民间、灾区自身展开的耗时长久、工程浩大的灾后赈济如实报道的同时,也披露了赈济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小到常年生活在北京城乡、收入微薄、生活贫困的下层民众,亦给予较多的同情和关注。《晨钟报》还编排了颇能体现刊物主题的特色专栏——“警语”和“大鸣小鸣”。“警语”,以短小精悍、颇富寓意的文字诉求方式,以儒家的礼义廉耻为处世的基本准则,以西学作为救国之良策,青年作为挽救国家危亡的主力军,倡导通过思想层面上的道德重建、制度层面上向西方寻求良药双轨并行的方式挽救民族危亡。“大鸣小鸣”,以格言体的方式、短小精悍的篇幅、工整对仗的格式、幽默辛辣的语句,有针对性地发表对时人时局的牢骚话、个人点评,尤其集中于对政局、政治家、政治事件等的关注,体现了鲜明的政治关怀情结、是非好恶观和济世关怀意识。作为进步党中汤化龙派及研究系的机关报,《晨钟报》较为忠实地执行了进步党、研究系的政治理念,对执掌政权的段祺瑞政府一度保持合作姿态。《晨钟报》也是进步党、研究系知识学人民主理念的宣传主阵地,主张渐进的共和,即赞成共和,反对帝制和君主立宪;倡导中心人物领导下实践共和,主张在中国实施贤人政治;以调和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冲突为突破口,通过温和非暴力的渐进方式逐步向民主社会过渡。他们抨击对手,宣扬政见,对政府的诸多政治行为发表评论,进行商榷;他们渴望政局稳定,上下齐心,共建共和,但这些商榷、呼吁和监督,都只是在一个缺乏足够权威的政府有限度的、暂时容忍的范围之内进行,一旦触及到专制的武人政权的核心利益时,也就意味着这一局面的终结。只能说,《晨钟报》扮演了一个弱势监督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