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绩,但与之相伴的环境污染问题也不容小觑。企业生态创新是解决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矛盾的重要举措,然而生态创新具有双重正外部性,需要依靠合理有效的环境规制进行激励。目前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创新的影响研究成为热点之一,但是学者们主要基于单一视角考虑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创新的直接效应,较少考虑间接效应,研究结论尚未形成共识,难以为环境规制的制定提供有力依据。为了实现“五位一体”,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发挥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创新的激励作用,本文梳理了前人研究文献和相关理论基础,在系统阐述我国环境规制与企业生态创新现状的基础上,剖析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创新的双重影响机理,基于中国30个省份（西藏除外）2005-2015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探究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三种环境规制对企业实质性生态创新、企业策略性生态创新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效应。通过现状分析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我国企业生态创新体系并不成熟,一些企业为了迎合环境规制,进行策略性生态创新,真正有价值、有意义、有潜力的实质性生态创新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第二,三种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与企业实质性生态创新、企业策略性生态创新的直接影响均呈现出先抑后扬的“U型”曲线关系,目前我国三种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均位于“U型”曲线左侧,环境规制供给不足,尚未发挥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创新的促进作用;第三,就直接效应来看,FDI对企业实质性生态创新和策略性生态创新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产业结构与要素结构显著促进了企业生态创新,但是能源结构对企业生态创新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第四,就间接效应来看,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创新的间接作用受FDI、产业结构和要素结构影响。其中,三种环境规制均通过FDI负向影响企业生态创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和要素结构促进企业生态创新,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抑制企业生态创新,通过要素结构促进企业生态创新,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尚未通过产业结构或要素结构影响企业生态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