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加拿大与美国在酸雨污染问题上一直发生争端。由于美国北部边境高度工业化地区的大批燃煤火力发电厂不断放出大量污染物质,而这些污染物质在气候及其他自然条件的影响下,越境漂移到加拿大,造成远距离跨界酸雨污染。自上世纪70年代末,加拿大向美国提出酸雨问题以来,双方展开了长达30多年的外交历程:80年代,在加拿大单方面积极外交的推动下,加美双方就酸雨问题展开了多轮谈判,1985年马尔罗尼访美期间迈了有意义的一步,即展开了“戴维斯—刘易斯调查”,1986年里根在“戴维斯—刘易斯调查报告”上签字,而在随后里根与马尔罗尼的高峰会谈上里根毫无意义的保证令加美谈判陷入困境。直到1989年布什和马尔罗尼就酸雨问题进行了磋商,美国总算同意与加拿大谈判以达成共同治理的协定。90年代初,加美《空气质量协定》的文本终于被双方草签下来。这些年来,协定得到加美双方的履行。加美双方采取有效措施,使两国尤其是加拿大的空气和水的质量得到控制和改善。事实证明,加拿大政府一贯致力于制定一个双边控制污染的制度,以保证美国在处理相关问题时承担义务的方针是正确的。加美两国关于解决酸雨问题的争执和妥协、谈判与合作,表现出两国相互依存、相互矛盾的特殊关系,是加美外交的一个缩影,在世界环境外交中具有典型意义。而酸雨问题之所以长时期成为加美外交关系的症结,是因为它已超出一般意义上的伦理概念和单纯的技术操作,而是涉及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问题。由此本文对加美的酸雨外交展开了深入的政治分析:一方面加拿大在治理酸雨污染方面所采取的种种积极措施与美国在环境外交上我行我素的单边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政府从最初意识到酸雨问题始,就一直把酸雨视为国内的或地方的事情,没有把酸雨问题看成是国际事务,而加拿大历届政府有关要求与美国合作治理酸雨的立场是始终如一的,自1977年以来,加拿大每一届环境部长都视酸雨问题为己任,都在尽力控制酸雨的污染问题。另一方面,美国在酸雨问题上执行双重标准。美国与加拿大就酸雨问题达成初步协议用了15年的时间,而另一个也是解决跨边界污染问题的美墨《空气质量协定》,从开始酝酿到达成协议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原因是美国是跨边界污染的受害者。显然,这样的外交背后是有政治动因的,一是归根结底始终是为本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政策服务的;二是美国充分利用其包括酸雨在内的环境外交政策来推动全球政策的实施;三是关于酸雨的环境外交政策可以用来协调加美彼此之间的关系。当然,美国实行这样的外交策略也是受到本国多方面原因的制约,主要体现在政府更迭、国会立法以及资金与人员制约等方面。本文还对加美关于酸雨问题的环境外交作了详细的经济学分析:酸雨的治理,归根结底还是涉及到加美两国的国家利益问题。环境经济学将污染作为外部性来分析,而酸雨的越境污染是最典型的国际外部性问题。博弈论为分析越境环境污染的国际合作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马勒1989年在研究了欧洲的酸沉降问题之后得出了越境污染问题的博弈论应用研究的第一个经验性结果。但由于这个函数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即马勒假定各国都处于纳什均衡,边际减少成本除以转移系数可被看作是边际损害成本,这无疑假设了酸雨污染在国际水平上被内在化,另马勒计算了单边支付条件下的完全合作结果,然而如果单边支付是不可能的,则不会产生完全合作的解释,于是,马勒模拟了一个帕累托优势结果,并在动态框架下,最终得出结论,应用到加美关于酸雨污染的越境治理上,即加强加美两国的双边合作才是解决酸雨越境环境污染的重要途径。加美两国关于酸雨问题的环境外交及双方最终的共同治理为解决越境污染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本文最后在分析了酸雨越境污染的国际外部性及越境污染治理面临的困难与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酸雨越境污染治理的外交对策探讨,即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建立国际环境法院;在主权适当限制上取得一致意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