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一朝的政治历程,充斥着朋党之争,其中尤以北宋晚期的党争最为酷烈。作为统治集团的支柱之一,武将自然不可能置身事外,都不可避免地主动抑或被动地卷入党争的漩涡之中。熙宁时期,神宗对内实行变法,对外积极拓边。拓边派武将与新党结合,在横山与熙河地区发动拓边行动。同时,自太宗以来的反战论者与旧党合流,对拓边武将进行掣肘与批评,使拓边行动几经波折、困难重重。元丰时期,旧党首脑相继退隐,反对拓边的呼声也随之大减。在拓边派武将的推动下,神宗发动了五路伐夏之战、永乐城之战。但拓边派内部却发生分裂,武将与宦官、武将与文臣甚至武将自身的纷争导致拓边行动以失败告终。元祐时期,旧党上台,尽罢熙丰之政。在对夏关系上,主张息兵,并严厉禁止边境武将的拓边活动。在武将处置方面,元祐党人一方面打压具有新党背景的武将、调离积极参与拓边的武将,另一方面提拔熙丰时期反对拓边的元老宿将、委任镇静持重的武将守边。绍圣、元符时期,新党复起,拓边活动得以继续。然而,新党内部的分裂使得王赡、王厚在经略青唐中获取功名的同时也承受朋党之争带来的政治打击。崇宁时期,受政局变动影响,武将因对外态度不同而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政治遭际。元符末主张放弃河湟的武将遭到不同程度的排挤与打压,甚至被编入党籍碑;与之相反,元符末主持边事的武将却得以复起,并在拓边活动中获得辉煌成就,备受帝王荣宠。政和、宣和时期,围绕收复燕云,武将分化为两派并引发争论,从而沦为朝堂蔡京与童贯争权的棋子。靖康时期,围绕对金和战问题,朝堂争执不休,西北武将与朝堂主战派的结合,使得钦宗一度主战,随着战争的失败,西北武将与主战派代表人物相继被贬黜,钦宗也逐渐疏远主战派,从而为金兵二度南下、灭亡北宋埋下伏笔。总之,在朋党倾轧的北宋晚期,武将在朝堂内外的活跃使他们对当时的政治、军事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同时,在士大夫掌握历史书写的宋代,作为历史叙事中的“失语者”,武将的形象随政治局势的变化而呈现不同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