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诗词的外文译本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格局：翻译主体的多元化、翻译风格的多元化、出版单位的多元化。自1957年《毛泽东诗词》公开发表后，毛泽东诗词的外文版本在国外二十多个国家出版。这些译本已经被翻译成40多种文字，其中英语译本有12本。由于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中，不同的译本服务于不同的目的，进而导致不同的翻译策略。本篇论文从这一视角重点比较了最具代表性的三个译本即：美国1972年出版的巴尔斯顿的译本、外文出版社1976年出版的译本以及对外翻译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许渊冲的译本。巴尔斯顿的译本是由国外汉学家巴尔斯顿翻译完成。其翻译的对象首先是作为文学作品出现在英语世界读者的视野中，因而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考虑更多的是英语世界读者的需要。为此，巴尔斯顿采用了直译的翻译手段使他的译文通俗易懂。但因为其身份的局限性，文内出现许多翻译错误。外文出版社的译本由毛泽东诗词翻译小组完成，同时由国内官方发行。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翻译的各个环节都处在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领导和监督之下，其翻译目的不可避免的带有一定的政治性，因而，这就导致了外文社在翻译策略上，偏向于采用异化的手段，强调原文的权威性。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地位不断提高，译者对毛泽东诗词的内容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考虑到读者的接受性和文本的艺术性，许渊冲的译本则侧重传达诗歌的三美，即:意美、音美、形似。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他更偏向于采用归化的手段。通过对这三个不同时期的译本进行分析，三位译者在意象、文化负载词、音韵这三个方面都达到各自的翻译目的。译者的翻译目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翻译策略，因而应辩证的看待译本，为译文的评估提供了新思路。我们认为，译者在通过翻译向西方传输中国文化时，既要注重文化信息的传达，也要照顾到译语读者的接受能力，在两者之间争取达到最佳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