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伊始,“东突”势力的发展就已经愈发壮大,制造的暴恐活动更是不胜枚举。然而为人们所熟知还是缘于“9·11”之后国际反恐形势的高涨。之后,“东突”问题便成为国内外学者和政府部门研究的重点。本文并非传统意义上对“东突”问题和“东突”组织进行程式化的研究,而是运用社会动员理论对“东突”组织的相关问题作一梳理。笔者尝试将社会动员理论用于“东突”组织的研究上,一是可以深入分析“东突”组织的运作模式,二是在防范、打击“东突”方面也能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笔者还将综合运用规范分析、历史分析和对比分析的方法。文章总共分为五大部分,导言加主体四章。在导言部分,笔者着重探讨了“东突”组织的恐怖主义性质,将其与民族解放组织作一区分。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东突”组织具有非群众性,不为民众支持;“东突”组织通常带有政治目的,企图促使民族对立和国家分裂;“东突”组织从事的恐怖活动一般也具有暴力性的特点。从刑法学的角度,“东突”组织具有客观行为的社会恐怖性、主观目的的特定性、组织结构的严密性。“东突”组织的危害行为通常采取暴力性的方式,危害后果上危及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主观目的是实施恐怖犯罪;内部组织结构严密且专业化。因此,笔者的观点是,“东突”组织虽然高举“民族利益”“宗教利益”的大旗,实行的却是破坏民族团结、分裂国家的图谋。无论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还是从刑法学的角度,它都是彻头彻尾的恐怖组织而绝非民族解放组织。主体部分包含四章。第一章“东突”组织及其动员背景,着重探讨“东突”组织实施动员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东突厥斯坦”原先是西方用以指代南疆维吾尔人居住的地域,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国家将原先的地理概念“东突厥斯坦”引申为一个政治概念,并将其与民族问题糅合在一起,目的就是煽动民族分裂,从而肢解中国。“东突”组织的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分成两部分。新中国成立之前,“东突”组织在喀什和伊犁有两次建国活动;新中国成立之后,“东突”组织加紧内外勾连,企图分裂中国,在此过程中,不乏苏联、美国和其他恐怖极端组织的身影。社会动员理论着重探讨社会动员的内涵。社会动员是动员主体通过多种方式影响、改变动员对象的价值观、态度和期望,形成一定的思想共识,从而引导、发动动员对象参加某种组织、从事某种行为,以实现一定的动员目标的思想和实践活动。笔者认为,“东突”组织的社会动员理论以及阻隔“东突”组织的社会动员理论是以社会为动员对象或是以社会为动员主体的社会动员理论。“东突”组织实施动员需要动员条件,而自20世纪以来,其动员的现实条件大致有:地理条件、认同缺失条件、改革开放条件。地缘上,新疆与多国接壤,且疆内民族、宗教问题复杂;认同上,新疆的穆斯林群众仍有被边缘化的感觉,对中国和中华民族的认同度不够;同时,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双泛”思想可以更广泛地在新疆传播,新疆的“东突”分子也可以更方便地与境外的“东突”组织联系。第二章“东突”组织的宗教动员。宗教动员方面,“东突”组织以泛伊斯兰主义、伊斯兰极端原教旨主义和圣战思想作为自己的动员旗帜。“东突”组织从泛伊斯兰主义中汲取理论精华,将宗教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强调以宗教信仰区分敌我。除此之外,其更是谋求国际泛伊斯兰主义组织的帮助。“东突”势力利用伊斯兰极端原教旨主义的潮流,在清真寺及其他场所积极从事宗教极端活动,煽动宗教狂热。同时,为动员疆内的穆斯林群众,“东突”组织鼓吹圣战是开启天堂之门的钥匙,将圣战包装成穆斯林的一项神圣义务。第三章“东突”组织的民族动员。民族动员方面,“东突”组织以泛突厥主义、民族自决理论和突厥民族文化观作为自己的动员口号。他们宣扬“一个突厥民族,一个国家”,片面强调“突厥民族”及其文化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认为操突厥语的诸民族享有以在新疆建立单一民族国家为内容的民族自决权利。第四章对“东突”组织社会动员体系的阻隔包括两部分:宗教阻隔、民族阻隔。宗教阻隔方面,笔者认为,需要从内容上正本清源,同时从方式上采取相应的阻隔政策。伊斯兰教义本身是强调包容融合和恪守中道的,而圣战的终极目标应是和平安宁。阻隔政策上,着重需要关注的,笔者认为是适度放宽宗教管制和培养合格讲经人员。这其中,笔者结合了“全民反恐”的提倡、国安委的设立、《反恐法》二审稿的规定等等这些最新的热点。民族阻隔方面,“突厥民族”并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新疆操突厥语的诸民族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部分。同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维护国家独立、促进国家发展,就是新疆各少数民族群众在行使和维护自己的民族自决权。阻隔政策上,笔者认为,双语教学是目前可以也急需在新疆普及和推广的。综上,本论文的体系相对完整,并将社会动员理论一以贯之,既将其作为解构“东突”组织运作体系的理论,又将其作为阻隔“东突”组织运作的理论。虽然尚有不完备之处,但本论文在研究“东突”组织时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模式,相信会对其他学者的研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