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19世纪的社会问题，自由放任主义无法提供彻底的解决之道。在一定程度上，自由放任政策助长了某些不公正制度与不合理现象。对此，密尔意图将某些控制因素融入自由主义之中。针对现存社会涌现出的诸多问题，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了颇具控制意味的政治主张。空想社会主义为密尔提供了一些灵感，他们在许多问题上能够达成共识。但是，其存在过度控制的风险，可能危及个体的自由与自治。密尔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同情认可到警惕批判的过程。　　在人类社会中，个体既是一种独立的存在，又是一种政治和社会的存在。政治控制与个人自由之间必定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冲突。否定控制和否定自由都不合理，密尔意图寻求二者的平衡。对个体自由和自治的尊崇是密尔思想的突出风格，同时，对国家干预、社会控制以及公共精神的倡导也有颇多体现。为了论述的方便，前者可以被称为自由的特征，后者可以被称为控制的特征。在密尔的思想体系中，控制与自由之间发生着各种缠斗，他试图在两者之间做出折衷。越来越多的评论者倡导从整体意义上理解密尔，一旦将他的思想放在一个整体框架之下理解，很多矛盾与冲突便会迎刃而解。　　为了更好地论述控制与自由之间的关系，有必要找到一条线索，密尔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评论恰好能够满足该目的。特定的历史背景催生了欧文、圣西门以及傅立叶的思想，他们面对的社会问题也是密尔本人所要面对的。即使如此，空想社会主义者与密尔的解决之道却颇为不同。如果读者注意到密尔思想中控制与自由之间的张力，他与空想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关系也将逐渐明确。　　对于改革的倡导者而言，空想社会主义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密尔深刻地意识到旧有的制度已经跟不上时代的节奏，当下的社会制度迫切需要得到改变。财产私有制便是现存社会的代表性制度，其为个体自由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同时，将其绝对化处理也将带来明显的社会问题。为了实现社会和人类的进步，有必要将控制性的因素融进自由制度。研究密尔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态度，可以深刻地理解他对控制与自由所做的折衷。　　密尔在空想社会主义和私人所有制之间循环往复，能够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做出评论。他对社会主义的关注始于19世纪20年代，到1869年为止，他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看法经历一定的变化和发展。在此过程中，他对社会主义表达了一定程度的同情，而对共产主义及其消灭竞争和私人所有权的企图表达了始终如一的反对。关于私有制与社会主义制度孰优孰劣的问题，一开始，他并未找到恰切的答案。在以后的岁月中，他的立场逐渐清晰。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和六月革命的爆发，使得英国社会显示出对社会主义的普遍反对情绪。此刻，密尔要求英国公众公平地对待空想社会主义。从《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一版（1848年）到第三版（1852年），密尔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论述越来越细致，而且其态度有所缓和，同时对合作组织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社会主义残章》（1869年）中，密尔对社会主义的态度最为清楚，他只将社会主义看成一种社会试验，并对革命性社会主义做出严厉批判。　　密尔对空想社会主义进行了分析和评价，这种理论兴趣绝非偶然。工业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爆发，使得适当的国家干预和社会控制成为必要且合理的存在，密尔的思想回应了这种现实诉求。在19世纪的英国，自由放任主义和激进民主面临着困境与危机。对此，作为改革者的密尔意图寻得解决之道。其力求变革的想法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构想之间存有颇多契合，这为双方的对话创造了机会。在改良现存秩序的目标上，他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之间能够形成思想共鸣。而在涉及个体自由与自治的问题上，他们分道扬镳了。总而言之，密尔并不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　　在评价密尔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时，如果将其思想理解为一个有体系的整体，那么这种观点变化顶多算是细枝末节的。虽然空想社会主义为密尔提供了很多理论资源，在某些方面与密尔的理论意图相一致，但是密尔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者。在他看来，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举措可能危及个体的自由。一切理论和制度一旦可能触及这条红线，密尔立刻变得警惕起来，并做出严肃的抵抗。一旦从整体上把握了密尔的思想，便能合理地获得如下结论：自治是密尔思想的终极目标，控制必须从属于该目标。　　在密尔的思想中，政府干预、共同利益以及公共精神等因素有了颇多体现。政治和经济活动都具有伦理意义。在社会活动中，个人能够得到教育，其个人能力与道德水平得以大幅提升。为了实现人类的进步和道德的重建，政府和社会可能会对个人进行一些必要的控制和干预。而对个体自由、市场经济、竞争以及私人所有权的坚持，使得密尔将权力扩张和社会暴虐当成危及个人自由的主要因素。如上两种理论倾向在密尔的思想体系中进行了缠斗与融合，他尝试着将控制与自由的力量进行融会编织。　　作为一个改革者，密尔从未停止对现存秩序以及不合理制度的批判，他同情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在保留私有财产制度的基础上，密尔要求改革现存的不公平制度。其逻辑学则为这种改革意图提供了哲学根基。改革需要借助于制度的改良，更依赖于道德和观念的进步。密尔除了高扬自由的内在价值之外，他也论述了自由的工具性价值。他为控制和干预的正当性进行辩护，有时控制和干预的范围甚至扩及涉己行为的领域。他重视公共利益和道德的价值，政府干预和社会控制应当有其限度，而个人的自由也应当有其范围。　　密尔意识到自由放任主义所面临的困境，主张适当的政府干预可以弥补市场失效。但是，在他的思想中，自由放任仍是原则，而干预和控制则为例外。个体自由和自治是密尔思想的基石，他不允许任何制度以牺牲个体自由和性格多样化为代价去追求集体利益。密尔想要为个体建立一道护栏，将政府的非法干预和社会的不当控制限制在护栏之外。他眼里的自由具有消极和积极两种意味，政府和社会不得武断地对个人施加束缚，同时还要为个体的进步提供必要的辅助。　　代议制政府是协调控制与自由的政治手段。密尔在进步的历史观念之下理解人类社会和政治制度。一种制度有其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理想的制度并不具备普遍的适用性。制度的改良并不足以实现社会和人类本身的进步，个体的能力与道德的进步以及观念与信仰的转变更为重要。在此背景之下，密尔对民主参与和精英统治做了折衷。公民自由地实现其私人利益，直接参加适当的政治活动能够提高其知识水平和政治素养。精英以其较高水平的道德和知识指导民众，并致力于实现更优的统治和管理活动。密尔将帝国主义与自由主义进行了调和，对英帝国的忠诚和辩护能够在控制与自由的折衷之下得到理解。　　理想社会的实现有赖于民众知识和道德的进步，教育则是其中的关键因素。特别地，自我教育在个人的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密尔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划定社会与个人之间的权利界限，更在于促进两者的共同实现。社会和道德是真实的存在，个人与社会相互依赖、紧密联系。为了让个人过上体面的社会生活，人类应当互相帮助，以促进智力、官能和道德的全面进步。　　在密尔的思想中，自治是连接自由与控制的桥梁，自治本身包括控制和自由两种含义。个体性和自治表达了人类寻求不断发展的愿望。他所向往的社会生活是一种个人与全体融为一体的状态。其中个人得到充分的思想、言论与选择的自由，在自我决断的过程中实现各项官能的充分发挥，形成多样化的性格。同时，多数和少数的利益都不被忽视，社会的道德水平得以提高，在对各类事务的参与中养成公共精神，在实现私人利益的同时，公共利益也被实现。这种社会状态将使得个人实现自治，一切控制和干预都应当以自治作为终极目标。　　自由的实现需要政治与社会的双重保障，恰当程度的国家干预和社会控制能够与个体的自由和自治相兼容。个人的修养、德性以及公共精神是导向自由的社会条件。自由存在于恰当的国家干预和社会控制中，合理的政治制度和良好的社会秩序能够促进个体自由的实现。控制是自由的当然之义，两者的互利互动使得个体自由得以存在，同时有利于社会合作和道德进步。　　密尔的思想能够激起读者持久的兴趣，这不得不归结于其思想本身的魅力。他将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权利进行了区分和协调，同时在人的内在因素和外界影响之间做出平衡。在此基础上，提出改革的要求并论证其正当性。密尔将个人视为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存在，这种关怀具有永恒意义。现代的评论者总能从密尔的思想体系中获得所需的思想养分，有时甚至可以得出两种互相冲突的结论。这种困惑引得研究者们不断尝试，力图在思想迷宫中寻得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