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诗》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贵族士大夫在祭祀、典礼外交、燕享、议政、人物臧否之时常常引用诗来婉转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在《左传》、《国语》这两部史书中有大量的记载。通过对《左传》、《国语》用诗实例的考察我们发现,春秋时人用诗与礼乐文化有莫大的关系。春秋时期,周王室虽然逐渐衰败,政治影响力逐渐减弱,周初制定的严格的礼乐制度遭到了破坏和僭越。但是,一方面,由于文化传统的惯性力量使得人们观念中任然保存了“尊礼”的思想；另一方面,没有一个诸侯国能完全取代周王室的地位,号令天下,统领列国,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协调国际关系,各国诸侯只能借助周王室的影响力,打着“尊王重礼“的旗号行事。作为礼乐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的《诗》也受到了列国的重视。这是春秋列国大量用诗的根本原因。此外,各个诸侯国之间由于历史、地理、文化传统、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等方面存在差异,故而导致了其在用诗时呈现出了各自的不同特色。本文尝试从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周代礼乐文化的发展变化轨迹对春秋时人用诗产生的影响着手,分析春秋列国用诗的共同特点和不同特色。正文共分四章和结论：第1章《左传》、《国语》用诗概说。用诗主要分为三种：引诗、赋诗、作诗。本文的引诗仅限于春秋时人的言语引诗,也就是指当时的贵族士大夫在交际场合的言谈中引用“诗”来议论政治、臧否人物、论辩、劝谏。作诗是指《左传》中记载的时人创作诗篇。广义的赋诗是指贵族在外交、宴饮等仪式中借吟咏诗来传情达意的行为。赋诗又可细分为歌诗、诵诗和赋诗,所谓歌诗就是宾主点明要歌的篇名后由乐工演唱,同时还要有乐器伴奏；所谓诵诗是指乐工根据宾主双方选择的《诗》篇,不用乐器伴奏,不配合曲调,仅仅是直白地念出《诗》的词句；狭义的赋诗是指宾主双方根据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选择《诗》中篇目,不用乐器伴奏,个人随意的咏唱。引诗、赋诗、歌诗、诵诗四种用诗方式从本质上来说体现了用诗者对诗的音乐价值、礼仪价值、文辞价值的侧重。第2章列国用诗方式统计分析。据笔者统计,《左传》、《国语》记载列国引诗共计137篇次,赋诗70篇次,歌诗6篇次,诵诗2篇次。总体上看,春秋时期言语引诗现象最盛,赋诗其次,歌诗诵诗再次之。这体现出春秋时人用诗时更加注重诗的文辞价值,其次是礼仪价值,而诗的音乐价值则受到了忽视。除了这些共同的特点之外,各诸侯国在用诗数量方式也有明显差异。晋人用诗数量为列国之最,共计64篇次,晋人用诗更重视诗的文辞价值,体现出了功利性的特点。鲁人用诗数量仅次于晋人,共计44篇次,与晋人不同,鲁人作为宗周礼乐文明的嫡传,用诗时更加注重诗的礼仪价值和音乐价值,体现出重礼的特点。楚人用诗活动也非常可观,多达21篇次,楚人用诗注重诗中蕴含的周人政治观念、道德准则等内容,体现出了功利性的特点。而齐国作为大国,用诗活动却非常少,仅15篇次,但是从齐人用诗的具体实例来看,齐人用诗较少并不是不会而是不为。齐人对用诗的这种消极态度是这是齐国礼制改革的结果。除却这四个诸侯国之外,还有秦、周、宋、卫等诸侯国也有用诗现象,但是由于用诗数量较少,难以从中看出各国的特色。第3章列国用诗场合与篇目统计分析。据笔者统计,春秋时人用风诗共45条,占总篇数的28%,占用诗总数的21%；用雅诗共135条,占总篇目数的128%,占用诗总数的63%；用颂诗共24条,占篇目总数的60%,占用诗总数的11%；用逸诗10条,占用诗总数的5%。可见,在305篇诗中被使用频率最高的是雅诗,其次是颂诗,虽然仅占使用总数的11%,但是颂诗的总数只有40篇,所以,颂诗的实际使用率达到了60%,远高于风诗实际使用率的28%。列国用诗多用雅诗颂诗,这与雅诗和颂诗的内容、用诗者的熟悉程度、当时社会“尊王重礼”政治主张有重要的关系。郑人在用诗篇目选择上呈现出与列国不同的特点,郑人用诗偏爱风诗,尤其是《郑风》。这与郑国商业经济的发展、开放的社会风气有关,同时也是郑国在险恶的政治生存环境下选择的外交策略。第4章列国用诗的时代特点。从列国用诗数量在鲁国十二公年间的分布情况来看,春秋引诗赋诗的发展轨迹大致相同,经历了萌芽、发展、高潮、低落这四个阶段。在不同的时期,春秋时人在用诗方式、用诗场合、用诗篇目选择、诗意阐释方式等方面都有不同的变化。引诗赋诗的这种变化轨迹与春秋时期礼乐文化的发展变化轨迹基本一致,从中可以看出,周人礼乐文化对列国引诗赋诗现象的影响。总之,春秋列国用诗既有共同特点又有个性色彩,这是由礼乐文化的兴衰变化的社会背景决定的,同时与列国各自的政治、历史、地理、文化传统等因素有巨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