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梅列日科夫斯基是俄国象征主义文学流派的理论奠基人。该流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文学(即俄国文学的“白银时代”)的主要流派之一，它揭开了俄国现代文学的篇章。1892年梅氏的《论当代俄国文学衰微的原因及新的思潮》一文被文学史家视为“象征主义的宣言书”。20世纪初的俄国现代派文学朝着梅氏在宣言书中卓有远见地指出的那个方向发展起来，象征主义文学也在俄国成长为一种强大的”个性的艺术”。然而，梅列日科夫斯基却离这一文学潮流越来越远，没有成为日益壮大起来的文学流派的“先锋”，甚至被俄国现代派文学视为另类和异己，因为他继续深化着他的象征主义，与20世纪初的宗教-哲学领域中的精神更新运动结合在一起，赋予了象征主义以独特的含义，使其具有了宗教-哲学色彩和世界观的品格，并以毕生的创作践行着自己的象征主义主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象征主义叙事风格，《基督与反基督》三部曲即是其象征主义叙事的代表作。 然而，这种象征主义叙事并非一种单纯的叙事风格，其中彰显出一种新的精神追求——一种宗教精神的追求，因而被称为“宗教小说”，从而与俄国当时的“社会小说”和“市民小说”形成对话、论争的格局。象征主义叙事体现着他的宗教哲学主张，即人类历史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基督与反基督精神的斗争史。这三部曲的主题是反映历史上的基督思想，这个“历史”是指全世界的历史，包括所有世纪、所有民族与文化的历史，或者说是囊括一切的历史。三部曲通过对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人物——罗马君王尤里安、艺术和科学君王达·芬奇、俄罗斯君王彼得和皇太子——所体现的宗教精神的象征式叙事，将欧洲和俄国乃至整个人类的历史发展纳入基督教与多神教、灵与肉的斗争过程加以审视，象征出人类历史发展的意义。 梅氏认为人类历史命运的悲剧性在于人类一直处于基督教与多神教、灵与肉的对立斗争之中，而不能把两者融合起来。在他的心中充满了对事实上融合了两个真理的神子耶稣精神的追求与信仰——据此，他建立起了自己独特的“新基督教”思想。这一“新基督教”思想，或“新精神哲学”与“社会小说”和“市民小说”所体现的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精神追求同样形成了对话、论争的格局. 所以，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象征主义叙事及其体现的精神，在文学上超越了社会小说和市民小说的视闲和精神维度，在思想上形成了与革命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的功牙.J主义和实证主义精神的论争与杭衡.同时，他的新基督教思想对俄国的专制制度、国家制度、世俗教会和世俗革命形成了强有力的批判力量，揭示出了一种社会政治革命之后的宗教革命才会带来人类社会的真正自由、平等的可能。 不过，梅列日科夫斯基一生所作的宗教一哲学探索最终的指向是一种“社会目标”，他的“天上的真理”与“地上的真理”、“精神”与“肉体”的融合的宗教哲学是一种对未来社会生活的设计，依然是社会目的论的，预设了一个人类理想之地，相信人类必将找到通往统一的道路，所以同样是理想主义的乌托邦。然而，“两个真理一一关于天上的和关于地上的一一早已在耶稣基督身上，在神子身上融合在一起了’，，这一对基督的新发现与新领悟，克服了“精神”与“肉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有可能使人类走出自身一直无法逃脱的自设的两极对立与悖谬。梅氏“新基督教”思想的意义也许并不在于它是可行的，还是乌托邦，而在于他从陀思妥那夫斯基敞开的现代性出发，推导一场精神更新;在于从其宗教一哲学出发重新审视人类历史及其无数次革命，从中发现专制制度、世俗国家、世俗革命的宗教本质，从而克服对一切世俗强权的畏惧，消解“神授皇权”的神话，使人类的精神走向一个更为开阔之境。梅列日科夫斯基更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在他一生不断“寻求上帝”之真理的过程中，不布道，不招门徒，不要追随者，不提供真理，而只希望有同路者和意愿者一起探索真理，并拒绝自己思想之“惟一性”，从而于百年前就彰显了某种“后现代”姿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