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的发展导致行政权力以更为积极的方式干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导致近代民主国家提倡的“小政府”观念与当代“服务型政府”的信条之间出现了明显的矛盾。由于政府肩负着最大限度服务社会的职责，要求它用最积极的态度追求社会福利，因此政府的职能也在不断的膨胀，行政行为日益多元化、复杂化。在这种背景下，侵犯公民权利的违法行政、不良行政行为日渐增多，于是公民从各层次、各渠道寻求救济的要求不断提高。二战以后，世界各国在探索对违法、特别是不良行政行为的救济方式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特征鲜明的监察专员制度。 考虑到我国目前对不良行政行为的监督和救济尚待健全和完善，笔者希望通过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对监察专员制度进行分析，探讨引进这项制度的可能性。笔者以瑞典、芬兰和英国等国为重点研究对象，着重分析了实行该制度的历史沿革和发展现状，说明了监察专员制度与不良行政行为救济的关系。此外，笔者还从理论角度对监察专员制度进行概念界定，阐述监察专员机构的设置、功能、职权、工作程序，并分析了其制度特点及其与司法审查之间的关系。从现实的角度出发，笔者结合我国现有的行政监察、行政复议、信访等行政救济制度阐述了当前不良行政救济机制缺失的现状，以及针对不良行政建立外部独立的监督和救济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得出了监察专员制度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适合救济不良行政的结论。此后，笔者还就怎样引进监察专员制度和制度的本土化问题，分析了其制度本身需要克服的一些缺陷，以及如何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的问题。基于这些理性分析的基础，笔者最后提出诸如机构设置、人员选任和职权范围等关于建立我国监察专员制度的几点简单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