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在几十年的改革历程中发生了整体性的社会变迁,而相对于农村经济社会领域的变革,政治文化领域的变革滞后了——现代化内容和结构速率不一致提出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命题,要求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模式的变革:需要立足中国国情,探讨制度可能性、改进政策实施可行性来促进乡村理性秩序的达成;需要不局限于对自治权力的制度设计和实践,从对公共权力制度安排与交互的视角应对村治问题的挑战;治理模式的转型还要以社会结构与权力关系的变化为依据。从实践上看,制度变迁要适应社会变迁,呼应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的变革;从理论上看,村治研究要置于中国现代化的具体背景中展开,回到经验、常识与实践中,建立本土化的概念、中国化的理论范式,用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展现中国乡村治理的理论图景;从历史上看,要以社会发展的立场,在现代化转型进程的客观环境中考察农村治乱循环,与特定经济基础和社会环境相匹配,把握改革的本质矛盾,实现城乡一体化。村治环境方面,要以外部制度性因素缩小城乡、产业差距,补足农村发展后劲;村治主体方面,村治结构的理顺、村治机制的畅通,需要基层政府、乡村两委、村庄社会形成治理合力;村治运行方面,乡村阶层分化与利益诉求多元化使得乡村秩序不单需要外部供给更需要内部博弈、对话与协商来达成民主法治结果,实现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共治共享。乡村变化的必然性与未来趋势根植于国家发展战略方向与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现实。国家与村庄的发展有赖于对时代机会与现实条件的理解与把握,新农村建设的道路要由组织化的农民精英来引领实施;乡村社会的现代化是在乡村本土的基础上构建并嵌入于乡村传统因素之中的,要历史性的看待乡村文化转变,培育公民意识、发挥村庄生态环保功能,建设绿色乡村;国家权力与民主自治权力在维持乡村稳定与深层次改变村治现状上必须形成合力,关键是在法治原则下用制度化的方法自觉重构国家乡村关系、推动乡村面貌改变;一个社会稳定、农业环保的农村必然是高度组织化的,民间合作团体是组织农村建设、满足农民需求的核心,合作才能降低农村风险,只有把农户的范围变成村的范围,农民才能获得与市场谈判的地位,才能提高农民的国民待遇。针对基层政府权力上收导致的政权“悬浮化”、乡村治理的主体性缺失、农村社会组织化程度低、村民参与治理的渠道较少等问题,要推进农村社区化建设,积极培育农村经济社会组织,同时将网络等新型技术手段应用于乡村治理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