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新常态的形势下，我国产业面临着升级的巨大压力。技术型密集产业和高端服务业是我国产业升级的两大方向。但是，我国在产业升级的同时，却面临着普通毕业生就业难与技能型人才短缺现象并存的结构性问题。要想更好的解释这个问题，就需要对我国现在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关系进行分析。因为，目前我国的普通教育更注重培养通识型人才，而职业教育更注重培养技能型人才。而这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别第一次分流出现在九年义务教育结束之后。这次教育类别的选择将对我国未来不同类型人才的数量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高中阶段不同教育类别的收益率，一方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我国劳动力市场上面临的这种问题，另一方面能为那些想在高中毕业之后直接投身工作的人群提供一些科学参考，帮助他们降低损失，增加教育收益。　　首先，本论文根据相关理论，提出三个假设。（1）假设一：最高教育水平为高中阶段，接受职业教育的人群比接受普通教育的人群拥有更高的教育收益率。（2）假设二：接受了高中阶段普通教育或职业教育的女性相比于男性而言，可能会有较高的教育收益率。（3）假设三：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在高中阶段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收益率上可能存在差异。　　其次，本论文使用2010-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其中四年数据，选择最高教育水平为高中阶段的样本，控制年份差异和省市差异，将样本分为全样本、城镇和农村三种类别，使用以下四种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1）模型一：使用基于最小二乘法（OLS）扩展版的明瑟模型考虑工龄、民族、政治面貌等因素来估计高中阶段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收益。（2）模型二：在扩展版明瑟模型的基础上中加入性别与教育程度虚拟变量的交叉项，来分析性别差异对普职教育收益率的影响。（3）模型三：使用Heckman两步法，并在第一步的Probit模型中考虑加入居民的住房面积、房屋产权数量等一些影响劳动者是否决定参与工作决策的因素，以此来得出一个样本选择偏差修正项，将其带入第二步中从而解决OLS法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偏差问题。（4）模型四：在纠正样本选择偏差问题的基础上，使用配偶的教育水平作为工具变量，纠正OLS法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本论文的研究成果发现，第一，在所有样本下，高中阶段职业教育收益率高于普通教育收益率。具体而言，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收益率在全样本下分别为40.7%和53.9%、在城镇样本下分别为27.6%和35.6%、在农村样本下分别为22%和43.6%。第二，在高中阶段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中，相比与男性而言，女性会获得较高的教育收益率。第三，农村居民在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收益率更有优势，城镇居民在高中阶段普通教育收益率更有优势。第四，使用Heckman两步法纠正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后所估计的教育收益率稍低于OLS法估计的教育收益率。在解决样本选择偏差的基础上，使用配偶教育程度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所估计的教育收益率高于OLS法估计的结果。　　最后，根据本论文的研究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