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至今四十年,中国已经兼具全球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东道国和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母国的双重身份。在全方位开放型经济背景下,以“引进来”与“走出去”双轮驱动融入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新导向。传统“中国制造”主要凭借廉价劳动力、资源等低成本优势被动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创造了多个中国奇迹。然而,当以工业4.0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掀起序幕时,“中国制造”由于核心技术的高度对外依赖、传统要素禀赋的成本上涨,在全球价值链中面临的“低端锁定”与“挤出效应”等风险逐一显露。同时,欧美国家提出的“再工业化”战略所导致的部分高端制造回流,以及对中国在高技术产业投资的限制和逆全球化趋势的蔓延,“中国制造”的国际化发展道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障碍。因此,中国制造业如何有效利用其在双向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的大国地位,通过双向FDI技术溢出的良性互动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将直接影响“中国制造”实现如何由大变强、由全变优的可持续性发展目标。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创新性地将内向FDI与外向FDI双向互动发展水平与GVC地位纳入同一框架,以中国制造业双向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为切入点,重点考察其对制造业GVC分工地位的影响。首先,通过梳理与归纳国内外学者相关理论与经验研究,结合跨境资本流动与全球价值链的相互关联,基于技术溢出的视角,分析发展中国家双向FDI互动对制造业GVC地位影响的机理,并提出相关假设。其次,测算2003-2014年中国制造业双向FDI互动发展水平指数与基于WWZ方法的GVC地位指数,分别刻画中国制造业及细分行业的双向FDI协调发展水平与GVC地位的变化趋势。测算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双向FDI互动发展水平整体上呈波动上升趋势,并且呈现行业差异性,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双向FDI互动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中国制造业GVC地位有所改善,但仍处于较低水平,尤其是接近最终消费者的行业。随后,以同一时间段内中国15个制造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定量分析检验理论假设,重点考察行业双向FDI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对GVC地位的影响。实证结果证实,技术溢出是内向FDI与外向FDI促进中国制造业GVC地位提升的核心渠道,双向FDI的良性互动显著加强了这一促进作用,并且在技术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促进作用更强。国内生产配套能力的加强有助于同一产业中国GVC地位的提升,体现出国家价值链(National Value Chain,NVC)对GVC地位升级的支持效应。最后,基于分析所得结果,本文对中国制造业如何根据行业要素禀赋的差异性、制定合理有效的双向开放型战略,同时,如何通过发挥腹地优势、实现NVC与GVC的互动发展,提出了可行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