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等诸多问题,服务经济的迅速发展为中国制造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服务化是中国制造业打破现有低端发展模式,提高竞争力的可选模式。本文分别用分工理论和价值链理论对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和产出服务化现象出现的原因和意义进行了分析。在之后的实证部分,本文采用了比现有文献更优的指标来分别衡量制造业的投入服务化和产出服务化水平,以提高实证结果的可靠性。对投入服务化经济效应的实证回归表明,总体上中国制造业的投入服务化水平不高,未对制造业经济效益的提升起到积极作用。在生产性服务业分行业对制造业的投入来看,只有技术服务投入与制造业经济效益正相关,物流服务投入、信息服务投入、商务服务投入和金融服务投入均与制造业经济效益负相关。在对投入服务化经济效应作用机制的检验中,交易费用和技术创新能力均起到了不完全中介效应,投入服务化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但交易费用与制造业经济效益正相关,投入服务化未能提高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起到了提升制造业经济效益的作用。中国制造业总体上的产出服务化水平不高,并未能产生促进制造业盈利能力提升的效果。实证结果表明服务种类与制造企业盈利能力呈倒U型关系,服务强度和产出服务化综合指标与制造企业盈利能力负相关。将制造企业分为16个行业分别进行回归,有6个行业出现了与总体回归不同的回归结果,其中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服务种类、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的服务强度均与企业盈利能力呈正U型关系。在对作用机制的实证分析中,由于数据限制,只检验了交易费用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在对总体制造企业的回归分析中交易费用并未起到中介效应作用。对制造企业细分行业的中介效应的存在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在4个行业中存在中介效应,交易费用在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计算机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产出服务化经济效应中发挥了完全中介效应,在食品制造及饮料加工业和其他制造业中发挥了不完全中介效应。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本文对中国制造业的服务化转型提出了对策建议。从宏观上看,应建立利于制造业服务化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和战略规划。微观企业在服务化过程中应注意以下两点,—是要调整好业务流程和组织框架,减少部门间协调成本,二是要合理控制提供服务的种类,根据行业特点和自身情况有选择地提供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