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推行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改革以来,公司的财务自治得到扩展,筹资效率得以提升。但同时,制度变革催生了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问题。然而,我国现行法律仅仅规定了破产和清算情境下的加速到期规则;现有的学理讨论也大多从维护交易安全出发研究公司债权人诉请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问题,鲜有从公司自治角度出发分析公司财务自治和股东期限利益的冲突。实际上,拒绝或者不当限制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规则的适用,不但可能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还将导致公司不能真正地实现财务自治,影响公司的筹资效率。构建由公司主导的合理的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规则,可以在实现公司财务自治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障股东的期限利益。鉴于此,本文以公司自治为视角,对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理论基础展开分析,并结合比较法分析,尝试提出具有一定可操作性的我国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规则建议。本文除第一部分的提出问题和第六部分的结论外,包括以下四部分:第二部分:首先,纵观我国资本制度历史沿革,指出注册资本认缴制是宽松的法定资本制,有向授权资本制迈进的意味。接下来,分析认缴制变革带来的“扩大公司自治”“效率价值”等变化,强调了公司自治理念。最后,提出认缴制带来的新挑战,对于债权人而言,其应该更注重对手公司的资产信用;对于股东和公司而言,应在双方自治互不越界的同时,进行有效自治。第三部分:首先,分析公司财务自治与股东期限利益的之间的冲突,得出股东期限利益应受公司自治限制的观点。继而,从以下角度证成了加速到期这一权利的归属:出资协议具有组织性和涉他性;出资协议是不完全契约;股东承担出资加速到期义务是认缴制的对价;公司发起人是设立中的公司机关,确定出资期限的权利应归属于公司。最后,从保障公司资金需求、保障债权人权益和引导股东理性出资这三个角度说明公司自治下出资加速到期的制度意义。第四部分:通过对域外立法例的分析,本文认为应当建立我国的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具体包括出资催缴机制和相应的责任规范。第五部分:催缴的触发事由分为法定催缴事由和意定催缴事由。法定催缴事由是现金流标准下的公司对单个债权清偿不能;意定事由可由章程或出资协议预先约定,在公司章程、出资协议无约定时,由股东会决议进行确定。催缴职能由董事会承担,并通过董事勤勉义务和“理性人”标准,判断董事的责任承担和免责事由;对催而不缴的股东,责任约束以组织法责任为主,合同法责任为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