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儒家的四书之一,《中庸》在中国儒家乃至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不言自明。本文试图从媒介学的视角切入,探讨宋代《中庸》元典化的进程。本文认为《中庸》的元典化在本质上乃是《中庸》的媒介化,因此本文首先探讨了《中庸》以及“中庸”二字作为一种媒介的可能,通过对“中”字、“庸”字源头的辨析,我们发现“中庸”二字的涵义本身就是一个事物向自身之外的别的事物开放,并通过与他者的对话返回自身的过程,因此“中庸”二字本身就具有媒介的意涵。这种作为媒介的特性使得《中庸》及其所蕴含的观念能够使不同的主体与其他主体或者与环境在沟通与交流的过程之中产生关系。确立了《中庸》作为媒介的观点之后,本文紧接着将《中庸》带入确定的时空环境之下,去探讨《中庸》在宋代的元典化的进程。通过对于《中庸》诠释的思想回流以及升格运动的考察,我们认为中国古代传统的文体形式“论”、“解”、“义”、“传”、“经”不仅仅只是文体的划分,它们更是思想家们的思想嵌入时空泛模态的一部分,宋代思想家们对于《中庸》的诠释实际上都是他们被个性化了的阅读经验,它存在于权力主体、依附者与媒介的相互支撑的关系之中,是一个多种存在方式的相互作用场。北宋的这些思想家都是通过《中庸》的风格来展示自己的风格,并且通过对《中庸》的阅读来直接接触感知自己的形式,他们正是以《中庸》为媒介来理解他们的存在方式,这种方式本身就是媒介逻辑所产生的影响与效力。通过对雕版印刷的考察,我们发现雕版印刷所带来的媒介变革实际上早已经改变了这些思想家们阅读书籍、感知社会的思考方式,我们认为这种转变实际上并不仅只存在思想领域,而且通过对“问目”的考察,我们发现雕版印刷所带来的新的媒介逻辑也正在重塑宋代士人们的交往方式,并促成了宋代理学团体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