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上市公司规模的逐渐扩大,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矛盾也愈加凸显;其委托代理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根本解决。为了降低委托代理成本,就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规范经营者行为。高管薪酬作为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方式之一,其激励效果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不同性质股东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程度不尽相同,股东在行使其权利时所采取的的方式及达到的效果也有很大的差异,从而影响公司发展战略的制定、公司治理模式的形成,这些都会影响高管人员的行为及薪酬契约的制定。高管人员能够通过经营决策使公司利益最大化,而企业成长性的高低是高管人员努力程度的体现。基于此,本文将股权结构、成长性与高管薪酬放在统一的框架下进行研究,探讨股权结构与成长性对高管薪酬契约制定的作用机理,以期指引上市公司合理、科学地制定高管薪酬制度,规范上市公司薪酬激励行为,同时为资本市场监管部门提供可借鉴依据。本文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9-2013年共5年的数据为样本,首先探讨了股权结构与高管薪酬、成长性与高管薪酬、股权结构与成长性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引入股权结构与成长性的交互变量,将股权结构、成长性与高管薪酬放在统一的框架中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发现高管持股比例、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高管薪酬存在正相关关系;而国有股比例、法人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高管薪酬存在负相关关系。公司成长性与高管薪酬存在正相关关系;但高管持股比例、国有股比例、法人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均弱化了成长性对高管薪酬的激励作用,流通股比例却增强了成长性对高管薪酬的激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