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的目标,合理的家庭资产配置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然而,目前中国的家庭资产配置主要存在三方面不合理的问题。一是与消费不足对应的居民储蓄过高;二是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有限参与”;三是中国居民的住房资产选择过多。这些问题已经得到国家的重视,政府不断出台政策刺激消费,规范和完善金融市场和住房市场。但是居民自身驱动力仍不足,因此寻找居民的文化内生动力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研究微观家庭层面的跨文化流动经历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将跨文化流动经历分为国际跨文化流动和国内跨文化流动两类。其中国际跨文化流动经历使用海外留学经历考察,而国内跨文化流动经历基于南北异地生活经历来分析。家庭资产配置选取以家庭资产中的存款储蓄这类无风险金融资产,股票资产为主的风险性金融资产以及以住房资产为代表性的非金融资产作为研究对象。试图探讨这两类跨文化流动经历对家庭储蓄、股票市场参与和住房资产选择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中西方文化差异和国内南北方文化差异,分别从多种文化维度分析两类跨文化流动经历产生的“认知烙印”作用于家庭资产配置的机制作用。具体研究内容与研究结论如下:第一,研究国际跨文化流动经历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即考察海外留学经历家庭与非留学经历家庭的资产配置差异问题。首先,通过跨国数据分析比较中国和主要西方留学目的国家的家庭资产配置差异。其次,借助中国家庭金融（CHFS）2017年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相较于“本土”中国家庭,海外留学经历家庭会表现出与西方国家更为一致的家庭资产配置。即显著更低的储蓄率,更高的股票市场参与以及更低的住房资产占比。再次,在稳健性检验方面,一方面是增加留学经历家庭和非留学经历家庭的可比性,主要包含以下两种方式。一是手动选取与留学经历家庭更为可比的非留学经历家庭样本;二是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回归分析。另一方面是处理内生性问题,可包含以下几类处理方式。一是增加可能的宏观经济层面遗漏变量;二是检验遗漏变量带来的回归偏差;三是使用“家庭到最近港口的距离”或“长期居住在国外而户籍在本地的人数”作为“海外留学经历”的工具变量进行2SLS实证分析。除此之外,还尝试不同的因变量定义方式或更换相似的因变量来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二,研究国内跨文化流动经历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以北方家庭为研究样本,考察南方流动经历的北方家庭与其他北方家庭的资产配置差异问题。首先,基于中国家庭金融数据比较南方和北方的家庭资产配置差异。其次,使用“文化的棘轮效应”回答为何以北方家庭为研究样本,选取有南方流动经历的家庭作为处理组。而并非以南方家庭为研究样本。再次,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有南方流动经历的北方家庭相较于其他北方家庭会表现出与南方家庭更为一致的家庭资产配置,即显著更低的储蓄率,更高的股市参与以及更低的住房资产占比。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均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结论。第三,考察海外留学经历影响家庭资产配置的的文化机制。首先,从时间偏好、风险偏好和孝道文化三方面分析了中西方文化差异。其次,分别从这三方面的文化观念考察海外留学经历对家庭储蓄率、股票市场参与、住房资产选择影响的机制分析。实证结果发现,相较于没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家庭,受西方主要留学目的国文化影响的海外留学经历家庭会表现出与西方文化更为一致的文化观念。即更加偏好当下的时间观念,更强的风险偏好以及更低的孝道文化。但是这些文化观念对三类家庭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表现出了差异性。具体地,海外留学经历影响家庭储蓄率的文化机制包含时间偏好、风险偏好和孝道文化;海外留学经历影响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的文化机制包含时间偏好和风险偏好,孝道文化并没有发挥作用;而海外留学经历影响家庭住房资产选择的文化机制包含时间偏好、风险偏好和孝道文化,其中孝道文化的机制作用相对较弱。第四,考察南方流动经历影响家庭资产配置的文化机制。首先,从集体主义、风险偏好和性别平等观念三方面分析了国内南北方文化差异。并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南方相较于北方有显著更高的集体主义、更强的风险偏好以及更加平等的性别观念。其次,分别以这三方面的文化观念作为机制分析南方流动经历对家庭储蓄率、股票市场参与、住房资产选择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得出,相较于没有南方流动经历的北方家庭,有南方流动经历的北方家庭会显著表现出与南方文化更为一致的文化观念。即更高的集体主义,更高的风险偏好以及更平等的性别观念。但是这些文化观念对三类家庭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表现出了差异性。具体地,南方流动经历影响家庭储蓄率的文化机制包含集体主义和风险偏好;南方流动经历影响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的文化机制仅有风险偏好;而南方流动经历影响家庭住房资产选择的文化机制包含风险偏好和性别平等观念,性别平等观念的影响相对较弱。本文的创新之处可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研究视角的创新。现有研究社会经历和家庭资产配置关系的文章大多集中在早期经历对当下家庭金融行为的影响。而在跨文化流动研究领域,仅有少量文章分析企业高管的海外留学或工作经历对企业决策的影响。本文首次从微观家庭层面研究跨文化流动经历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弥补了现有文献的不足。第二,理论应用的创新。基于烙印理论,现有研究大多关注敏感时期和环境的“能力烙印”对经济行为的影响。而基于跨文化适应理论,目前文献集中于研讨移民、留学生、旅居者等“国外文化携带者”与土著民之间的文化差异和文化融合。本文探究的跨文化流动经历时期所携带的“认知烙印”在回流后与本地居民的家庭资产配置差异。这一研究拓宽了对烙印理论和跨文化适应理论的实践应用。第三,研究思路的创新。目前跨文化流动领域的研究中,“流行病学分析法”已比较成熟。但是“流行病学分析法”主要关注移民中尚没有文化融合的原始国文化与土著民文化之间的差异,倘若移民时间比较长,完成文化融合后经济行为的差异就消失了。本文则关注流动到不同文化圈所产生的文化融合部分在回流后对经济行为的影响,这提供了一种跨文化流动研究的新思路。第四,研究内容的创新。目前国内尚缺乏南北方文化体系的研究。本文首次考察国内南方流动经历的北方家庭与“本土”北方家庭之间的家庭资产配置差异,试图寻找这种经济行为的心理文化因素支撑,并通过现有文献和数据等证据尽可能总结归纳南北方的文化差异,这为国内南北方文化体系的研究具有启示作用。第五,研究方法的创新。其一,有无跨文化流动经历家庭之间的可比性决定本文实证分析的可信度,而PSM法只能增强可观测变量的可比性,不可观测的遗漏变量是内生性问题的最主要原因。本文借助遗漏变量偏差检验法考察遗漏变量带来的回归偏差是否严重,这是该方法在家庭金融领域的首次尝试。其二,以往研究文化和资产配置关系的文献中,文化的衡量较为单一。而基于文化的复杂性和多维性,本文基于跨国际和国内文化圈的比较,可以考察不同文化圈的文化体系的差异,进行多种文化维度的机制分析。本研究为政策制定提供了从微观家庭文化心理层面分析的新思路。如政府需要联合各类媒体做好宣传推广作用,积极培育健康理性的消费理念,大力宣传树立丰俭有度、雅俗兼容的消费文化,适当参与风险性金融资产的风险投资理念,倡导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心理定位。为政策制定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提供重要的文化指引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