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当前,新型毒品泛滥,新型毒品使用者日益增多,使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青少年人群所占比重极大。新型毒品使用所带来的兴奋和性冲动严重影响艾滋病高危行为的发生,对艾滋病的传播造成极大风险。云南省中缅边境地区毒品泛滥严重,是艾滋病、性病的高发地区。该地区青少年使用新型毒品的情况较其它地区更为严重,严重威胁着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目的]了解中缅边境地区青少年新型毒品使用者新型毒品使用情况,调查中缅边境地区青少年新型毒品使用者艾滋病知识、态度、行为水平及影响因素,为中缅边境地区青少年新型毒品使用者降低艾滋病感染风险提供对策和建议。[方法]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以德宏州瑞丽市戒毒所和德宏州陇川县戒毒所作为研究现场。通过问卷调查法,了解社会人口学特征、新型毒品使用、烟草和酒精使用、性行为、艾滋病知识、态度、行为、接受服务等情况,并对艾滋病知信行进行影响因素分析;通过定性访谈法,了解调查对象基本信息、吸毒史、个人和家庭、艾滋病知信行等信息。采用SPSS19.0软件进行一般性统计描述、单样本t检验、χ2检验、Logistic回归分析统计方法,将P<0.05视为有统计学意义的标准。[结果]共调查新型毒品使用者102人,调查对象均为男性,德宏州陇川县戒毒所中国籍50人,占49.0%;德宏州瑞丽市戒毒所缅甸籍52人,占51.0%。因为好奇使用新型毒品的中国籍(66.0%)比缅甸籍(42.3%)多(χ2=5.759,p=0.024);受亲友影响中国籍(28.0%)比缅甸籍(61.5%)少(χ2=11.580,p=0.003)。购买毒品的主要经济来源方面,中国籍(46.0%)比缅甸籍(9.6%)更多靠家庭(χ2=16.944,p=0.001);中国籍(6.0%)比缅甸籍(23.1%)更少靠朋友(χ2=5.926,p=0.033)。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中国籍调查对象总体水平高于缅甸籍,“不用安全套与性工作者发生性关系,是一种安全行为”,中国籍作答正确率为46.0%,缅甸籍为57.7%,中国籍正确率低于缅甸籍(χ2=13.413,p=0.003)。调查对象艾滋病整体认知态度较差,认为新型毒品用1、2次会上瘾的中国籍占26.0%,缅甸籍为34.6%。认为自己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危险性小的中国籍调查对象占60.0%,缅甸籍占46.2%,中缅两国籍具有统计学差异(χ2=13.165,p=0.003)。中国籍通过“学校教育”获得毒品/艾滋病知识的人数较缅甸籍多(χ2=13.106,p=0.003)。中国籍知道疾控中心可以检测艾滋病的较缅甸籍的多(χ2=4.744,p=0.037)。调查对象中,中国籍确认HIV阳性的有6人,缅甸籍的有3人(χ2=9.070,p=0.016)。在艾滋病知信行影响因素方面,家庭月收入高(OR=0.18)、接受艾滋病知识培训(OR=0.21)、从广播电视/网络处获取(OR=0.12)是艾滋病知识的保护因素。烟草依赖(OR=6.99)是艾滋病知识的危险因素。中国籍(OR=0.29)和文化程度高(OR=0.28)是艾滋病态度的保护因素。对毒品会增加性病/艾滋病患病几率(OR=0.61)、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危险性认识(OR=0.05)、平时发生性行为使用安全套(OR=0.21)是艾滋病危险行为的保护因素。服用毒品后有性冲动(OR=4.37)是发生艾滋病高危行为的危险因素。相较于缅甸籍吸毒人员而言,中国籍吸毒农村户籍人群(OR=4.863)、少数民族(OR=5.513)、除打工以外的其他职业者(OR=6.654)、发生性行为时使用安全套(OR=1.377)、从学校教育获取艾滋病知识(OR=8.015)以及自己单独使用新型毒品(OR=8.199)的人群均高于缅甸籍吸毒人群。除父母以外和其他人居住(OR=0.095)的吸毒人群,中国则少于缅甸。学校教育(OR=6.04)、报刊杂志(OR=1.58)、咨询服务(OR=2.37)及吸食毒品后出现幻觉(OR=2.85)是感染艾滋病风险认知的保护因素。中国籍吸毒人员(OR=4.32)、吸烟人群(OR=5.10)、从广播电视/网络获取艾滋病知识(OR=5.72)以及吸食新型毒品后有性冲动的人群(OR=1.66)是使用安全套的保护因素。另外,从定性分析来看,叛逆心理与脱离主流规范促使青少年接触新型毒品。同伴关系是青少年使用新型毒品的重要影响因素。家庭关系、家庭结构、家庭成员行为对青少年吸毒和艾滋病高危行为有重要影响。艾滋病认知缺乏、安全套使用频率低是中缅边境地区青少年增加感染艾滋病风险高危行为。东南边陲毒品、艾滋病泛滥的地域特点和少数民族用毒品作为药物的社会风俗让青少年轻视毒品和艾滋病。[结论]中国籍和缅甸籍新型毒品使用者文化程度均较低,职业一般以打工、农民或者无业为主,经济收入不高。大多都是因为好奇和受亲友的影响而吸食,同伴效应在青少年新型毒品使用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吸食新型毒品通常在家里、朋友家或者野外。中国籍青少年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明显好于缅甸籍青少年。中国籍人群在艾滋病态度方面好于缅甸籍人群。调查对象艾滋病高危行为存在风险。户籍类型、职业、民族、家庭月收入、文化程度、是否接受艾滋病知识培训、获取艾滋病知识途径是艾滋病知信行的影响因素,同时,艾滋病认知水平对艾滋病行为水平有重要影响。对毒品会增加性病/艾滋病患病几率、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危险性认识越清晰、平时发生性行为使用安全套发生危险行为影响艾滋病高危行为。叛逆心理、同伴关系、家庭情况对青少年吸毒和艾滋病高危行为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