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拟从系统理论的角度对托尔金所著的《指环王》三部曲的两个中文译本(一个大陆译本，一个台湾译本)进行对比。Jeremy Munday(2001：108)曾用“系统理论”这个名称来指埃文一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和图里的“规范”概念。本文作者认为勒菲弗尔的“改写”和“赞助人”概念也可归入“系统理论”的范畴因为其出发点也是将文学视为系统。系统理论的核心在于以联系的观点来研究问题(Hermans 2004：106-107)，主张研究某种文学(包括翻译文学)现象时，既要结合该现象与整体社会文化系统中其他要素的联系进行共时研究，也要进行历时研究。因此是一种全面的，动态的研究方法。本文中的对比既有宏观对比，也有微观对比。宏观对比的出发点是将《指环王》的两个中文译本视作中国文学系统的组成部分，而中国文学系统又被视作中国社会文化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微观对比即文本对比，因考虑到大陆版的三部曲由三位不同译者所译，而台湾版则只有一位译者。为精简篇幅和避免不同译者间的交叉比对，本文只选择了三部曲中的首部曲作为微观对比的对象。宏观对比考虑了文学系统外部的其他系统和因素(如：电影系统，出版社)以及内部因素(如：古典名著《西游记》和金庸的武侠小说)对《指环王》小说在中国的引进与接受的影响。宏观对比得出的结论之一为：两个译本出现是由于出版社根据同名电影的上映时间对中文译本的出版时间进行了控制。同名电影在中国的引进所产生的广告效应自然会引起观众对原著及其译本的关注。作为翻译活动“赞助人”的出版社利用这一点，并结合其商业上的考虑对翻译过程加以控制。因此，两个译本都出版于同名电影在中国首映的前夕决非偶然。另外，对于《指环王》中译本在中国的接受，本文的结论为：结论一，出版社对译者的挑选起了一定的作用(大陆的译林出版社选择由三名译者来翻译，他们要么是在大学任教的学者，要么是具有文学翻译经验的译者。这体现了译林出版社将《指环王》当作现当代小说经典来翻译介绍并能为读者所接受的愿望；而台湾的联经出版社认为《指环王》在台湾的主要读者群为年轻人，因而其挑选的译者也是个25岁的年轻人，他不仅是个奇幻文学迷，还是个电游玩家)。结论二，《指环王》与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和金庸的武侠小说在某些方面的相似也有助于其在中国的接受。微观对比的初衷是想对比教育背景和知识体系有如此差异的译者在译原作的某些片断时遵循何种规范。所选择的对比片断为首部曲书名的翻译，目录的翻译，一些语言项目的翻译和三首诗的翻译。本文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大陆译者丁棣在译本中采用了大量的汉语四字成语，增强了译文的“可接受性”。台湾译者朱学恒则尤其在专有名词翻译方面，遵循了原著作者的命名原则，体现了对翻译“充分性”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