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改革开放引致的经济主体间竞争的出现、市场活力的激发以及经济环境的改善等推动了中国出口贸易四十余年迅猛发展,但由于中国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较低、所涉国内价值含量较少等使得中国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位置,低质量出口贸易的发展也引发了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为了提高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和高端化水平,以中国制造业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等为方针的中国制造2025国家行动纲领的实施将对环境高质量和贸易高质量平衡发展关系的认识提高到了新高度。在这一背景下,环境规制成为改善传统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实现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和绿色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同时,国际分工的细化和中间品价值的全球流动,使得中国扩大的出口贸易量掩盖了中国出口真实贸易利得水平。鉴于此,本文以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为研究对象,聚焦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真实贸易利得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分析,以期为环境高质量和贸易高质量平衡关系的实现及其路径探索提供有益参考。对环境规制和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关系的探究本质等同于对环境高质量发展和贸易高质量发展关系的探究。为了对二者内核关系进行准确把握,本文首先从二者数量发展的统一、质量发展的统一和发展方式转变的统一切入,对环境高质量和贸易高质量关系的平衡性进行理论分析,并进一步从企业、市场和政府角度出发对二者平衡关系的实现途径进行影响机制剖析。其次,本文通过构建以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限回归模型等为代表的多种计量模型进行经验检验,试图对当前中国环境高质量和贸易高质量真实关系进行科学评估和准确把握。最后,结合理论和实证的分析结果,提出更好平衡环境高质量和贸易高质量发展关系的政策建议。中国长期以来依靠低廉的价格优势参与进国际竞争中,环境规制的实施势必会对企业成本造成冲击从而减弱中国这一竞争优势,由此可能会引发环境规制和贸易高质量发展关系“悖论”。但本文经过研究发现,环境高质量和贸易高质量存在协调发展的可能,破除二者“零和博弈”关系的关键在于多方经济主体的行动调整和积极参与。具体为:首先,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跃升有积极影响,通过对企业技术革新的激发,提高企业生产力水平,节约资源要素投入,抵补生产成本,有助于推动环境规制和中国出口真实贸易利得积极关系的实现。环境规制对企业施加影响势必会受到市场变动的作用,通过改善整个社会发展方式,实现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会刺激国内中间品数量增加、种类增多以及质量提升,国内中间品市场的扩大有利于加速推动国内中间品对进口中间品“替代效应”的实现,进而取得环境效益和贸易效益“双赢”局面。环境规制可以加大政府对环境保护的关注程度,提高政府对地区环境治理投资和对企业清洁发展补贴,政府对地区和企业绿色投入的增加为企业分摊了部分治污成本,加速企业绿色发展进程推进,实现清洁发展和创新发展双目标,进而推动环境高质量和贸易高质量平衡关系的实现。其次,从影响机制具体结果看,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激发企业依赖型技术创新实现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跃升效果。从市场变动来看,环境规制主要通过促进技术类国内中间品市场的发展使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得以增加。从政府角度看,随着政府对企业绿色补贴的增加,环境规制带来的积极影响长期看会使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跃升效果更好。再次,对环境规制和出口真实贸易利得现状进行阐述并对其发展趋势进行预测,2000-2014年环境规制程度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其中,东部地区环境规制水平最高,西部地区环境状况最为脆弱,环境规制程度较低。在2015-2021年对环境规制发展的预测中可知,中国整体环境规制水平依然呈现上升态势,但西部地区对环境的重视度得到了明显提升,超过了同期的东部等地区。2000-2013年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呈现上升现象,这一结果在2014-2021年的预测中依然未变。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水平始终领跑其他区域。此外,环境规制与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现状关系呈现较为一致的发展趋势。最后,通过经验检验可知,综合来看环境规制可以激发企业技术创新、国内市场扩大以及政府绿色投入的增加,从而促进中国出口真实贸易利得的提升。本文所得结论揭示了环境规制与中国出口真实贸易利得间关系,并对促进二者协调关系实现的不同路径展开了详细探讨和解释,科学解决了环境高质量和贸易高质量平衡发展的“悖论”。本文的主要贡献与创新包括:（1）以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了宏观环境规制措施实施对微观企业,特别是企业真实贸易利得的作用效果,为纠正环境规制对中国贸易影响的高估现象,科学评估二者关系提供微观证据支撑。（2）从理论层面深度剖析了环境高质量和贸易高质量统一发展的内核关系,并从不同经济利益主体出发分别阐述了实现环境高质量和贸易高质量平衡发展的内在途径。（3）在理论分析基础上,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限回归模型等,从企业、市场和政府三个维度切入进行经验检验,并深度挖掘企业、市场和政府在不同类别行为调整下的作用结果和选择逻辑,为破除环境规制和贸易高质量平衡发展“悖论”提供路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