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出口管制，一直是公众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领域之一。本文旨在以现有中外学术研究成果为基础，利用国际政治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结合对历史事实的分析，探讨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的战略意义、实施手段以及发展趋势，以及国家安全利益、政治利益同经济利益在国际贸易中的互动关系，从而可望为这方面的研究作出一些贡献，并对我国有效应对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高科技禁运提出一些建议。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国际贸易中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之间的互动，指出商品的国际间流动所造成的影响已超出单纯的经济领域，并对各国的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产生深远影响。国家任凭产品和技术自由出口固然有利于促进本国经济利益，但却可能损害本国政治与安全利益。因此，国家必然采取措施对国际贸易进行干预，以维护本国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　　出口管制措施正是这样一种干预措施，其实质是国家运用经济手段实现其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以付出一定经济利益来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是出于政治因素对经济活动的一种干预，其着眼点是包括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乃至文化利益在内的整体国家利益，首要的是作为国家利益核心的安全利益和关键组成部分的政治利益。出口管制措施不但用来在物质上削弱竞争对手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或作为外交政策的“杠杆”，利用联系手段改变对手的行为，还肩负着向不同对象分别传达不同信息的象征性使命。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的复杂性，以及国家安全利益、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复杂关系，决定了出口管制肩负有多重使命，要协调多方面的利益和目标。一国针对竞争对手的出口管制，其干预的范围和程度首要的取决于该对手给本国造成的安全威胁。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在实质上并非是一项简单的经济政策，而是更广泛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在不同历史条件下，这一政策会采取不同的具体形式。回顾冷战时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华出口管制，我们发现，在美国以及整个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将中国视为严重安全威胁的时期，它们便愿意采取对华经济战的政策，付出较大的经济利益来维护自身安全。而当美国的西方盟国不再将中国视为严重安全威胁时，它们便不愿牺牲太多经济利益，使得多边对华出口管制的范围十分有限。尽管如此，美国在相当长时期内仍然按照其理解的安全利益对中国实施比其盟国更加严格的单边出口管制，因为美国在国家安全与外交上拥有与其盟国不尽相同的政策目标，并且更加注重出口管制在安全和外交政策上的象征性作用。在美国将苏联的扩张视为更加严重的威胁，并借重中国抗衡苏联的时期，它又大幅度放宽对华出口管制，以服务于其“大三角”战略。　　冷战结束后，美国与其传统盟国就中国究竟形成多大安全威胁难以达成共识，因而美国难以利用多边机制强化对中国的出口管制，以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防现代化。然而，只要美国仍然将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特别是国防现代化的进展视为某种程度的威胁，它就不会停止对华高科技禁运的政策。所以，美国对华军民两用物品出口管制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美战略关系将保持相对稳定，合作与竞争并存，因而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也将保持相对稳定，既不会显著强化管制甚至以经济战对中国大加遏制，也不会大幅度放宽对华管制。　　尽管美国将很难像冷战时期利用巴统对待苏联一样，利用多边机制贯彻其对华出口管制政策，但它会在尽可能地利用现有的多边出口管制机制的同时，更多地在机制之外利用双边甚至单边方式实施其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同时，美国的对华出口管制并不是一项单纯的对外经济政策，不会单纯因为对本国经济利益造成的不利影响而取消。未来美国会在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之间采取更加平衡的政策，既防止高科技出口显著促进中国国防现代化的进步，又注意减少对美国高科技出口和经济利益的不利影响，保护美国高科技产业的竞争力和领先优势。因此，就范围而言，未来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的主要形式将是有高度选择性的“战略禁运”，即限制那些数量更少、对于中国国防现代化更加具有重要意义的高科技产品和技术的对华出口，并采取强化的最终用途核查等措施，加强执法力度，试图提高管制效果。　　我国在努力利用国内外高新科技促进国防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同时，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一方面，我国应当利用各种条件，引进和充分利用国外先进科技成果，为我国的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科技成果，培育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减少在关键技术领域对国外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