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西晋太康时期的主要作家张载、张协、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左思其人与其文学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着力于探讨西晋太康时期士族对文学是否有影响，有何影响以及如何产生影响等相关问题。在展开研究之前，本文首先对士族进行了界定，结合前人对士族的概括以及本文所将探讨问题的独特性，将太康时期的主要作家分为了士族文人：陆机、陆云、潘岳、潘尼，以及庶族文人张载、张协、左思两部分。士族阶层逐渐形成于魏晋时期，并在东晋达到其势力发展的顶峰。在对西晋太康士族文人的研究中，笔者发现由于士族阶层在当时社会中所占据的特殊地位，士族文人的特征及其成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士族文人具有强烈的家族自豪感，无论当下的际遇有怎样的转变，他们对自己的贵族出身都抱有非常明显的优越感，在维护自己的家族荣誉上都极具责任感。这主要是因为西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政权更迭频繁，即使在短暂的和平时期，文人对国家与政权也没有太过坚定的信心。而在九品中正制影响下的官员选拔制度中，强势的家族足以成为士族文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坚实后盾。二是士族文人具有独特的功名意识，在乱世中，士族文人渴望延续家族荣誉，匡复时难，建立一番功业，实现自我价值。在社会现实与道家思潮等多种原因的影响下，士族文人的功名意识表现出明显区别于儒家价值观念的一面。他们将自己的精力过多的集中于家族的兴衰与自我的实现之上，而放低了许多文人应当坚持的道德理念。三是士族文人贪图享乐，但是他们的享乐主义并不是一味的放纵，其中带有鲜明的功利色彩。西晋太康时期士族文人的享乐生活以雅集宴饮为主，研究发现，士族文人的确非常喜欢这种奢侈的生活，然而，在享乐之外，他们更多的是在借机表现自己的才华，获取他人的欣赏，加深与他人的关系，将享乐生活作为一种人际交往的重要手段。士族文人的这些特征也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体现，从而对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在西晋太康时期，涌现了众多歌颂先祖功德的诗文，这一点在陆机的诗文中表现得最为显著，在陆云与潘岳的诗文中也有所体现。同时，出现了众多表达家族亲友见深厚情谊的诗文，其中感情最为深沉，感人最深的当属潘岳的悼亡诗。二是在乐府诗中，表现出了鲜明的士族意识。这一点在陆机的乐府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陆机用自己独特的士族志趣对前人的经典乐府诗进行了大量的模拟。陆机乐府诗与前作的区别主要表现在思想旨趣上的士族化倾向以及文采修辞上的文人化倾向。三是士族意识对文人的文学创作观念也产生了许多影响。在陆机写就的中国第一篇文学创作论《文赋》中，作者的士族意识得到了非常明显的体现。如“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的家族荣誉感与“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士族审美倾向。这样的文学创作观念对时人以及后世文人，尤其是对六朝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四是士族独特的功名意识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多有提及，也对他们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文章乃千古之事”，为了实现自我价值，留下千古美名，太康士族文人延续曹魏时期的文人风气，追求标新立异，力求无以复加。这就使得他们的诗文中表现出了众多具有独特士族标签的拟作乐府，也促使他们积极的开创新题材，表达新观点。太康文人所推崇的繁复的描述手法，也与这一思想倾向不无关联。五是在士族功利的享乐主义思想影响下，大多士族文人都留下了众多交际诗。在陆机现存的诗篇中，除却乐府诗，其余几乎全为交际诗，在潘岳的现存诗作中，除去悼亡诗，其余也几乎都是交际诗，至于陆云和潘尼，现存的则几乎全部都是交际诗。这些交际诗多是他们与士族文人交往，或者向身处高位之人展现自己文采的诗篇。可见，交际诗对于士族文人的社交生活与仕途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六是士族文人与庶族文人的作品虽然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比如在文学题材上，庶族文人的交际诗所占比重非常小，张协、左思甚至没有交际诗流传下来。士族文人也没有如庶族文人般对当时的用人制度表达强烈愤慨的诗文。然而，在西晋的士族社会下，庶族文人还是在许多方面都受到了士族意识的影响。这也反映出了士族意识作为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产生的深刻影响。经过层层论述，本文肯定了西晋太康时期士族对文学的深远影响，并且对其影响进行了细致的罗列分析，完善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与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