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诞生使无产阶级具备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改造世界的有力的思想武器,但在革命实践过程中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解决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早期探索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从1842年至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在革命实践中唤醒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结合起来等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获得初步认同；从1848年欧洲革命至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这一时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革命实践中得以验证和在无产阶级中得到进一步认同的阶段；从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无产阶级中得到广泛传播和全面认同。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兴起、第二国际的成立以及第二国际思想家的理论宣传都对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在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早期探索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多样化的宣传教育方式奠定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思想基础；诉诸经验事实的实践验证强化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现实根基；长期的理论斗争提供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重要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早期探索的经验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帮助我们增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信心,而且为我们提供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理论前提、历史依据和方法借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在苏联历经坎坷。十月革命前夕,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国家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必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十月革命后不久,苏维埃政权就面临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危机。为此,列宁积极推行新经济政策重新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通过加强文化教育塑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合格主体并阐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理论——灌输论,初步解决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进入社会主义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建构的问题。斯大林时期由于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卫国战争的胜利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巨大的优越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民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但这一时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在很大程度是对斯大林模式的认同,并把这种模式绝对化和神圣化。在认同方式上趋于单一化,致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效果中包含着严重扭曲的成分,表面上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已经暗藏着认同危机的潜流。后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危机逐步显现,先后经历了赫鲁晓夫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动摇、勃列日涅夫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困顿以及戈尔巴乔夫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崩溃,全面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危机最终导致苏联解体和亡党亡国的悲剧性结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在中国也经历过多次波折,但时至今日社会主义事业依然蓬勃向前。19世纪末随着西学东渐,社会主义学说同西方其他思潮一起在中国开始传播并在20世纪初达到了高潮。到五四时期中国的思想界异常活跃,各种思想流派进行了论争,其中代表性的有“问题与主义”之争、“社会主义论战”、“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三次论战。论战扩大了社会主义的影响,逐步获得国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随着新民主义革命的逐步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理论上不断得到发展、完善,在实践中不断得到验证,其认同度的提升历经由少数先进知识分子的精英认同逐步演变为民众的普遍认同。建国后,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积极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注重思想和文化建设和强化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效应的引导,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得到了人民群众广泛的认同和积极的支持。但到1956——1978年期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逐渐背离其建构的物质基础,被人格化为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导致出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畸变。文革结束以后,在未来政治建设的道路上如何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从个人崇拜转向主流意识形态上将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改革开放后历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重启、巩固和发展时期,最终实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理性回归。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在理论形态上表现为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由于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基于不同利益基础的多元价值观易引发价值冲突甚至可能出现价值认同危机。重构价值认同是价值认同危机消解的内在诉求,这是由价值认同危机的性质、价值选择的同一性和价值认同过程的内在逻辑决定的。当代中国价值认同重构的根本就是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认知认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增强情感认同,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行为认同,从而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主导作用,形成一种和谐、稳定、充满活力的价值生活秩序。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整个时代背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不断受到冲击并呈现认同弱化的趋势,其凸显出来亟待破解的问题主要有：认同主体教育的虚化；大众权益的实现仍有差距；认同客体的解释力下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宣传中存在着空泛化的趋向；多样化社会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挑战等。为此,在基本方法上我们必须要处理好主导性与多样性、理想化与世俗化、泛化与淡化、批判与包容的关系,并通过实施分层教育,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主体塑造；推进理论创新,凸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文本权威；畅通利益表达,培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动力基础；注重大众传媒,拓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传播途径；优化社会生态环境,构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外部条件等途径来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