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新唐书·兵志》的一段评论容易使人对唐代开元天宝时期节度使的权力状况及其与中央的关系产生误解。其实,当时节度使的权力增长状况并不平衡,权力增长的时间有先后、范围有大小。各道节度使行使权力受到中央的有效约束,其专擅的可能其实不大。开元天宝时期唐中央通过频繁调动和限制兼统两种手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有效地防止大多数节度使专擅一方。节度使一人任期十余年、兼统数道的现象并不普遍。安禄山的权力状况属于特例,不能由此推断它是当时节度使制度运行的必然结果。从总体上看,开元天宝时期的节度使制度是有利于维护中央集权和周边形势稳定的一项必要制度。天宝六载之后,蕃将成为节度使的主体。由于蕃将自身素质单一和边疆战事的需要,蕃将节度使不能像汉将那样调入中央或地方任职,中央用于控制节度使的频繁调动和限制兼统的两种手段对他们失去了作用,蕃将节度使出现了久任和兼统的情况。与此同时,唐中央未能对蕃将节度使采取其他有效的控制措施,为个别蕃将节度使权力的扩大埋下隐患。安禄山本人权力欲极强,不断以各种手段追求权力。他不仅突破了节度使任职的常规,兼统三道并连任十四年,而且还拥有铸币权等其他节度使所没有的特权。但是,由于自身文化素质低的限制,安禄山始终不能如愿进入唐朝中央权力的核心圈。这种政治野心遭到挫败之后,拥有雄厚军政实力和财力的安禄山终于发动了叛乱。由此可见,安禄山的叛乱有其特殊性,并非开元天宝时期节度使制度本身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