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讨了中国对美国贸易收支巨额顺差和人民币汇率变动这个近年来备受关注的话题,尤其是在中美贸易战已经持续一段时间的前提下去探究汇率变动对中美贸易的影响显得更加重要。本文在第二章详细介绍了弹性分析法、乘数分析法、收入分析法等,这些理论将会在后面的章节起到分析工具的作用,第三章将会使用弹性分析法初步揭示汇率变动对中美贸易的影响,第四章模型介绍和第五章的实证分析都离不开第二章的理论基础。本文的实证部分采用不完全替代模型使用协整分析的方法对汇率以及中美贸易进行研究。人民币汇率经过了许多次的制度改革,逐步市场化和国际化,但人民币真正意义上被国际社会接受为由市场供求因素影响并且相对自由的货币是从2005年的汇率制度改革开始的,所以在考虑了这一因素后本文在选择数据方面,选择了从2005年至2017年的季度数据,出了汇率数据还将选择两国GDP作为重要的验证数据,通过模型验证后得出以下结论:从2005年至2017年,人民币汇率先后经历了平稳期、升值期、双头波动和贬值期,在全球经历次贷危机后,人民币汇率对两国贸易的关系处于顺差上升,呈现出“倒J曲线”,而与此同时我国对美的进出口需求弹性与第二章介绍的弹性理论中的符号正好相反,而这正好解释了为什么人民币的升值的情况和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不相符,没有带来贸易赤字,反而贸易顺差。在期初,汇率变动对双边贸易失衡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调节作用会逐渐显现出来,这也是后面详细介绍的“倒J曲线”的时滞效应。本文认为,两国经济体量庞大和经济体系不同使得贸易失衡的原因非常多,除了汇率问题还需要考虑两国贸易的结构性差异、产业结构差异、贸易政策对产品的限制和统计口径不同等的影响,尤其是两国的产业结构不同导致贸易结构不同是这次中美贸易谈判的重点之一,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的领导人都希望中国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进一步升级,正如以前我国的贸易结构是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最典型的例子是“8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737”但如今我国的贸易结构已经是以大型设备为主要出口产品,所以美方不应该只归因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和我国正常的汇率政策变革,还需要考虑两国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差异。从更广的范围中寻找贸易的失衡的原因才能真正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和收支失衡。为了消除川普政府和以莱特希泽和纳瓦罗为首的鹰派和美国民众对中美贸易逆差的误解和抵制,中国应该继续完善汇率政策,加强与美方的沟通和合作,同时调整产业结构,立法严格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我国的产业科技化升级和外贸结构升级,从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此外还可以通过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来解决产能过剩,解决中美贸易之间出现不平衡的问题。但在考虑解决中美贸易问题的同时需要谨慎选择汇率政策,尽管人民币有来自国际上升值的压力,但人民币快速升值会对国内经济产生不良影响,尤其是股市和房地产会产生虚假的繁荣和大量资本泡沫,股市过度虚假繁荣有可能会导致2015年类似的股灾,让许多股民蒙受损失,而房地产近年来更是直接关乎民生问题,所以在选择人民币汇率政策时需要谨慎考虑对国内的影响。总的来说,我国处于对外贸易顺差的地位既有其历史必然性,又有必要性,减少贸易逆差只是美国的短期诉求,并不是美国的长期战略,美方谈判代表清楚地表明短期要利益,需要中国大量购买美国产品缩小逆差,长期要“结构性改变”而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也希望中国的贸易结构再次朝着有利于中国经济和战略的方向进行结构性改变。也许解决好贸易的结构性问题会更有利于中国经济健康以及产业转型和科技创新,回顾2018年我们一直在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但在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国家部委中均未提及经济下行,而2019年无论是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是李克强总理的记者会都清晰地表明2019年我国将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并且GDP增速预期也进行较大调整(6%-6.5%)这是一个预期值的新低,在经济面临下行的压力下带领中国经济走出困境是一个艰巨的挑战,拉动经济增长的3架马车(消费,投资,贸易)中的消费已经清楚的看到了国内消费降级的事实,2018年新增投资更是达到了199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与我国的企业成本上涨有关系,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的减税降费确实非常有必要,最后就剩下贸易问题了,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最后贸易这架马车也面临很大的挑战,2019年度过经济下行的动力也许通过贸易来解决是一个短期可考虑的因素,尽管这不可持续。我国曾经实行过以创汇为目标的出口导向战略己经不再适应当前的形势,因为这个策略给国内环境造成极大影响,以及大量消耗我国的资源,而且也是不可持续发展的策略,要想打造持续可健康发展的经济,持续中国经济增长式奇迹,需要重新制定可持续发展的贸易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