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化是现代性的核心特征之一，冈圭朗和福柯首先对之作出了哲学反思。这一点并未在国内获得足够研究，本文就围绕这个主题展开。　　 冈圭朗认为，通过实验、数据筹手段建立规范来判断生命正常与否是不可能的，因为生命具有规范性，这意味着生命能建立起它自己的规范，它不仅适应环境，而且改变它。因此，不可能通过建立一个牢固的规范来区分正常和病态。规范性的意义展现在对死亡的抵抗中，因此，当他阐述规范性问题时，必须以死亡作为背景。　　 福柯对于规范化的阐述来自于冈圭朗，他将之转化成了政治概念。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死亡和由它所塑造的医学目视导致了现代意义上的个体的出现，它同时也是规范化权力的条件和后果。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阐述了一种新型权力，其运作点是个人的肉体，权力意图将之规范化，使之更有用、更顺从。在《求真的意志》中，福柯尝试完善他对于新型权力的论述。这样一种权力也在群体的层面上运作，规范化并控制生命过程。这两种类型的权力实际上是同一种权力、即生命权力的两极。死亡展现了旧式权力的极限，而现代权力避免死亡。对于后一种权力而言，死亡是最激进地表达主体性和逃避规范化领域的方式，它对于分析规范化的权力而言是个必须的因素。　　 通过对于生命权力的分析，福柯有力地分析了去政治化并描述了新形式的奴役。尽管他宣称他对于规范化权力的分析不同于传统的传统权力，但是这种权力仍然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运行，并且主权的问题仍然不能避免。而且，他对于去政治化的政治的分析，也导致他掉入了去政治化的困境中，从而使政治实践成为不可能。所以，面对今天的全球化，一种新的权力分析是必须的，这就需要一种全球性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