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长期、持续的贸易增长现象不仅是一个经济奇迹,也是个政治奇迹。地方政府、中央政府、行业管理部门、国企对于经济活动的介入程度之深,调控力度之大,在世界大国之中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对中国经济活动的任何重要领域进行考察,都离不开对于政治运作、政经互动的深刻理解,对外贸活动的研究和把握也是如此。当前中国贸易政策面临的政治经济形势错综复杂,既有全球调整贸易政策、民主政治进入动荡期、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等外部因素,也有国内经济改革步入深水区、中央与地方博弈增强、政府治理改革加速等内部因素。不仅有我国GDP超越日本登上世界第二位置等振奋人心的消息,不仅有关于贸易政策调整、过政治民主化之河(韦森,2010)等日益高涨的急切呼声,也有大豆贸易、稀土贸易、铁矿石贸易和轮胎特保案等重要实践案例。面对复杂形势,贸易政策的调整和转型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选定了这一研究方向之后,找到好的切入视角将是取得成功的关键。本文以新政治经济学为研究基础,引入行为经济学成果,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外贸活动、贸易政策的各个方面,力图从中提炼一般规律,为研究中国贸易调整与转型问题提供一个指导性框架。第一章为导论,第二章为文献综述,第八章为全文总结。除此以外,本文主要内容可分为五个部分。第三章引入财政分权、政府竞争因素,借助1985-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深入探讨中国出口增长和国内政治体制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中国式的财政分权是贸易增长、贸易顺差的重要制度性根源,忽略或者绕过地方政府改革因素试图通过人民币升值化解贸易顺差问题并不可行。第四章在综合PFS模型、POS模型和PFSL模型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集中管理型经济秩序和民主集中制政治秩序,构造了PFSLC模型,用于考察中国贸易保护政策的决策机理。进而,以1992-2004年的工业面板数据对PFLSC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贸易政策内生化理论在中国基本成立,国内政治因素对于贸易政策的影响虽常被忽略但却确实存在,利益集团化、政治民主化将成为贸易政策调整与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第五章承继第四章的研究,从国际视角探讨不同决策体制国家进行贸易博弈的结果。全章分集团调节型宪政民主制国家率先挑起争端和集中管理型民主集中制国家率先挑起争端两种不同情形讨论了贸易博弈的均衡解。推导显示,无论哪一类型国家首先发动贸易争端,虽然有着不同的贸易成本和博弈均衡解,但对于贸易流量和贸易总福利的影响都是毫无疑义的,加强贸易协调机制建设尤显重要。第六章从政治、经济、社会和贸易转折点出发,考察韩国、日本和台湾等地经验,研究经济发展和贸易变量之间的内在关系。接着,基于13个贸易大国1960-2009年面板数据,检验了政治民主化、经济增长和贸易依存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表明,中国应当清醒认识和理性接受接近贸易转折点的现实,加快制度变革和模式转换,有效应对新的发展环境,顺利安度贸易转折期。第七章从反思单一目标贸易政策框架入手,参照货币政策运作体系,首次提出了三元目标的贸易政策运作框架。同时,利用1978-2009年相关数据,逐一考察了贸易增长、贸易平衡和贸易效率的影响因素及其政策含义。研究表明,贸易平衡和贸易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其地位和受重视程度应当得到有效提升。从长远看,要综合平衡进口和出口,搭建符合产业升级、经济转型和利益最大化原则的贸易政策运作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