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民问题愈来愈受到理论界的关注和研究。本文以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为背景，针对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以现代教育理论为指导，以农民教育为着眼点，以农民职业教育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入调查和系统分析，研究农民职业教育的概念和内涵及其理论基础，现阶段我国农民职业教育的发展现状、取得的成绩以及存在的问题：充分运用管理学、经济学和统计学的方法，对我国和各省市农民职业教育的发展程度进行评价，分析我国目前农民职业教育的发展阶段以及各地区间的差异特征：继而从内生和外生两个维度对我国农民职业教育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确定各因素相互之间的影响程度；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构建适合我国不同经济发展地区的农民职业教育发展模式，最后提出优化我国农民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研究思路，本文首先对我国农民职业教育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阐述了农民职业教育的变革、现代教育思想的发展以及农民职业教育的兴起，同时，从教育目标与内容、类型与特点、组织机构与管理保障等方面，对目前农民职业教育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分析了农民职业教育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其特点。利用全国调研和典型案例对农民职业教育发展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 在农民职业教育评价模型构建过程中，本文明确了3大类共13项指标，其中包括教育对象类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文教娱乐消费支出比重、农民人均纯收入，教育条件类的固定资产总值、专任教师数、生师比、学校数、每百万人拥有专业技术人员数，以及教育效果类的劳动产出率、农机产出率、土地产出率、化肥产出率、培训人数等。根据上述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运用2006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评价，结果发现：（1）全国农民职业教育综合评价指数平均水平为0．2992，其中有18个省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还处于起步阶段。（2）总体来看，我国农民职业教育综合指数在省际之间差异显著，并且教育效果差异最大，教育对象次之，教育条件差异最小。就各地区来看，农民职业教育综合评价与教育对象、教育条件、教育效果之间存在不协调性。（3）三大区域的比较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的综合评价指数相对较高，其次为中部地区，最后是西部地区。同时，各地区农民职业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具有一定的趋同性。为验证农民职业教育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二者关系，本文对农民职业教育发展水平与一系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做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从模型验证结果来看，决定系数R2和D－W值检验相对合理，待定系数b的值都很大，即经济发展因子的单位变动所引起的农民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变动很大，这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民职业教育发展的影响很大，也从一个层面验证了省际间农民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差异产生的根源在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并且随着b值的增大，表明如果不能尽快解决国内地域间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现状，那么农民职业教育水平的差异将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本文还对影响我国农民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探索了各种内生和外生影响因素对农民职业教育的相关影响。根据相关影响因素，进而建立了农民职业教育结构方程模型，对我国农民职业教育的各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进行交叉验证分析。结果表明：外源变量对教育条件影响较大，影响系数达到0．993，基本接近于1，而内源变量对教育对象影响较大，影响系数达到0．990；资金投入的影响程度非常大，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农民职业教育的资金投入、地方农业科技投入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对外源变量的影响系数分别达到0．996、0．964、0．983和0．996，都接近于1，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农民素质尤为重要，农民人均受教育年限是影响程度最大的指标，影响系数达到0．867，而其他变量性别、年龄、常住人口、劳动力数、年人均纯收入、种植业收入等指标的影响系数均不超过0．5。 发展评价和影响因素分析为创建适宜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农民职业教育发展模式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分析农民职业教育模式的概念和基本内涵、构成要素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不同经济类型地区的农民职业教育模式，包括经济发达地区的全面教育型模式、创业培植型模式；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就业牵动型模式、技术推广型模式；经济落后地区的现场传导型模式、典型示范型模式等农民职业教育模式。 在农民职业教育发展的研究中，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研究视角的创新。综观已有的研究文献，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宏观层面，对于农民职业教育发展方面的中观、微观研究成果很少，从管理学的视角分析研究的基本没有，对于农民职业教育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只有比较简单的分析。本文的研究试图弥补国内研究的缺陷，以崭新的视角把管理学和农村社会学、农业经济学理论引入农民职业教育研究上，对我国和各省市农民职业教育的发展程度进行评价，分析目前农民职业教育的发展阶段以及各地区间的差异特征，继而从内生和外生两个维度对农民职业教育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构建适合我国不同经济发展地区的农民职业教育发展模式。这样的研究视角在当前农民职业教育研究中还属首次。（2）研究方法的创新。这一创新主要体现在实证分析中，本文在对已有定性和案例研究的成果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运用一系列数量研究方法，对我国各地区农民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评价和分析。在计量模型的选择上，引进目前前沿的数量研究工具之一——构方程模型（SEM），将政府（外源变量）和农民（内源变量）等影响因素与教育对象、教育条件和教育效果等指标纳入到同一模型中，来全面描述各个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同时对我国农民职业教育的各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进行评测，提高了研究的准确性，这在农民职业教育的研究中无疑是一个创新点。（3）研究内容的创新。本文关于农民职业教育的研究涉及到三个主要内容，即农民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的评价、农民职业教育的影响因素分析、农民职业教育主体的博弈分析。这些研究都是国内未成有过的，也是本文的核心内容所在。国内关于农民职业教育的研究都是基于案例和定性分析，本文这些原创性的研究内容使学术界有了可供参考的理论和数据支撑，也有利于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出更适合中国实际的政策。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对国家相关部门和参与农民职业教育事业的有关单位，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本文提出了新时期农民职业教育的目标要实现五个转变，实现从就业型农民向创业型农民、从身份型农民向职业型农民、从经验型农民向知识型农民、从单干型农民向组织型农民、从受体型农民向主体型农民转变。（2）将农民教育培训经费纳入公共财政预算，建立多元化的经费投入机制。建议国家财政调整支出结构和方向，把农民教育培训经费纳入财政经常性预算科目，并根据财力的增长情况，不断增加对农民职业教育事业的投入。（3）国家关于农民教育培训项目的设计、实施要根据区域的不同、影响因素的差异体现出特色。如培训资金重点向西部地区倾斜，提高培训的补助标准；在东部、中部地区多制定完善配套的扶持政策，如信贷、补贴、优先承包等惠民政策。（4）有关部门要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三农”实际需要，有选择地推广能满足本地区农民培训需要的农民教育培训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