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无主义作为现代文明面临的最严厉指责之一,是现代人类精神生活困境的集中体现。现代性造成的虚无主义本质上是价值的虚无,它直接呈现为旧的价值体系崩塌而新的价值体系又未能建立的价值真空状态,并现实地表现为社会的道德危机,虚无主义往往也被认为是造成社会道德危机的重要根源。从深层上看,现代性造成的虚无主义不只是因为现代性导致了旧价值体系崩溃的危机,而是它消解了价值本身,是使价值“虚无”,这才是现代性造成的虚无主义的真正逻辑。伴随着启蒙运动而起的理性和科学主义思维的勃兴,不仅直接导致了神圣价值权威的失落,而且使得近代认识论哲学中知识与智慧之间割裂开,进而使事实与价值之间关系的问题突显出来,实际上就是休谟问题,这成了近代以来伦理学讨论的基本问题之一。重建价值或道德的可靠基础,或者说应对虚无主义,不仅是维持社会现实道德秩序的迫切要求,而且也是现当代伦理学面临的重要理论挑战。对现代性造成的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批判是隐藏在冯契哲学内的一个持久的主题,也是冯契对现代中国哲学的独特贡献。在冯契早年对时代社会问题的批判中,他曾专门写了《论虚无主义》一文,结合近代社会革命,从常识社会价值观念出发,对中国近代思想界存在的一股“虚无主义”观念思潮进行了直接批判;在冯契晚年哲学史和“智慧说”体系的创作中,他则特别对现代性造成的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尤其是着重探索了虚无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提出“虚无主义是变相的独断论”,并且对以“做戏的虚无党”为代表的“无特操”的人格进行了深入的批判。这些批判既呈现了中国语境中对“虚无主义”观念的理解,也反映了中国哲学和文化传统视野内对虚无主义问题的把握。“智慧说”体系着重探索知识与智慧的关系问题,这恰好切中了虚无主义在欧洲近代哲学中产生的问题根源,因而,可以内在地被视为一种面向虚无主义而思的哲学建构。“智慧说”体系在认识论、价值论和人格论三个层面上有针对性地回应了虚无主义,展现了一个基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会通的应对虚无主义的方案。首先,通过走向广义的认识论,“智慧说”体系坚持认识论、本体论与价值论的统一,在对认识过程的客观性的肯定中,也确认了价值的客观性基础,从而内在地弥合了知识与智慧的分裂,在哲学根源上拒斥了虚无主义;其次,以自由劳动为基础,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中价值学说以及近代价值观革命的总结,冯契不仅提出了合理的价值体系的构成原则和特征,而且合理地分析了真、善、美的价值及其关系,从而在价值层面上给虚无主义以直接的回应;最后,通过对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及其培养途径的阐述,结合“德性自证”,冯契在人格论层面上回应了虚无主义。这些对于应对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的虚无主义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智慧说”体系从认识论、价值论和人格论层面对虚无主义的回应,也是冯契伦理思想的呈现。冯契的伦理思想以“智慧”为根基,体现了价值论与认识论、本体论相统一的特征,解决了道德本质的社会学论证向哲学论证的深化问题;趋向自由则体现为冯契伦理思想的根本追求,不论是合理的价值体系的构建,亦或是个人人格的塑造,都是以实现自由为目标追求,既要求实现自由社会的理想,又要求实现自由个性;他关于“自由的道德行为是自觉与自愿的统一”的观点,超越了一般规范伦理学对功利主义和义务论关注的局限,拓展了伦理学的讨论视野;冯契在本体论的意义上讲德性,强调德性自证,拓展了当代德性伦理学关注具体德性研究的视野,打开了与当代德性伦理学对话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