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济慈及其颂歌的研究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从生平及弗洛伊德心理批评角度对诗人本人的分析，另一部分是从审美、历史以及文化角度对其颂歌的研究。生态批评也日益增多，但研究仍主要停留在水平层面上。济慈颂歌与人类已有智力成就之间的关联多有忽略。具体而言，颂歌中隐含的原型所受关注仍有不足。约翰·济慈同莎士比亚一样，拥有着广博的世界精神，他把从文学及哲学先人处继承而来的原型，充分地融入到了他的六大颂歌——《心灵颂》、《怠惰颂》、《夜莺颂》、《希腊古瓮颂》、《忧郁颂》以及《秋颂》之中。本文致力于对济慈颂歌中两大主要原型——重生原型和曼荼罗原型作出更为系统、细致的分析。论文第一章分析了济慈颂歌中的重生原型。在颂歌之中，通过对于短暂及永恒的描绘，济慈将人类面临的永久悖论呈现了出来，这对相悖的组合，在济慈冰冻的瞬间之中，得到了微妙的平衡。这一平衡又由他生命循环的理念进一步巩固，这种循环既体现在四季的自然循环之中，又在颂歌循环的内在结构之中展现了出来，并最终以济慈浪漫化了的死亡作结。在这一理念之中，死亡不再仅仅代表终结，而是成为新一轮生命的起点，以及升腾至完美世界的新机会。这种生命循环的观念，尽管与圣经中的再生和救赎十分相似，实际上却是大相径庭，因为济慈主张的再生适用于整个种类，比圣经中个体的再生更广一层，并且在他看来，凡世生活与天堂生活之间是循环往复的，而非旧约中所描写的不可逆的人类堕落造成的凡世与天堂的单行道。在试图理解生死的过程中，济慈同样探索了想象世界与现实世界如何相互区分，而又相互融合。借助荣格的曼荼罗原型，第二章探索了在济慈的颂歌之中，诗人如何在幻想之轻与现实之重两者之间摇摆不定，并最终创造出曼荼罗象征。在荣格的作品中，曼荼罗被定义为宗教中的圆形符号，圆形之中又包含着相互平衡、相互融合的彼此对立的几个极端。而在济慈的颂歌之中，尽管相互对立，想象世界与现实世界最终仍通过消极否定力得到了统一。因此，抽象而言，这两个世界的融合与平衡，恰恰构成了曼荼罗象征。在这种曼荼罗原型框架中，诗人自身与外部世界的界限随之得到超脱，圆满融通。此外，为了在颂歌中分别展现这两大世界，弗莱提出的类比意象也运用其中。通过天启意象以及天真的类比，诗人描绘出想象世界，彰显出自己希腊化的精神；通过萦绕不散的战争和工业革命，以及阴影原型和经验的类比的运用，济慈又将现实世界展现无余。由此看来，重生原型的采用，使济慈成功地将生命置于死亡与重生、兴盛与衰亡构成的纵向语境之中，曼荼罗符号则让他将自我置于想像世界和真实世界的横向语境之中。如此，通过对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吸收，约翰·济慈最终获得了生与死、内与外的和谐一致。相互矛盾的对立体相融相合，奏响了跌宕恢宏、圆融完全的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