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海外上市表现出与世界其他国家迥异的特征:第一，不同于全球境外上市“先国内后国外”的模式，中国企业海外上市一般都采取“先境外后境内”的模式;第二，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中，不管是数量还是资产规模，都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占多数;第三，中国海外上市企业大都是中国最优质的企业;第四，中国A股市场的市盈率远高于其他市场，这导致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其股价远远低于A股上市的企业。上面这些特征使得国外的研究结论不一定可以照搬来解释中国的实际情况，事实上，中国的海外上市行为至今仍没有得到有足够说服力的解释。中国企业为什么要去海外上市，海外上市后又有什么经济后果，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引起了本人的极大兴趣，并驱使作者去探寻可能的回答。　　通过对中国经济现象的考察，可以看到中国长期的集权体制使得政府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我们猜测，这种作用在 H股上市及回归的过程中也会存在。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政府的目标函数可能会发生变化，因此政府管制对H股上市及回归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可能会有不同的作用。根据本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回顾，海外上市研究领域的文献还很少把目光投向政府，对中国企业H股上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解释A、H股之间的差价，或者考察H股上市是否存在经典文献所发现的“绑定”效应，在解释H股回归A股市场行为的文献中，还没有人考虑政府的作用。本文正试图弥补这一研究空白。具体而言，本文对中国公司H股上市、回归的历史发展情况和决策动机、政府在其间可能存在的作用以及H股上市、回归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三个方面对 H股上市及回归行为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分析，以图深化使人们对内地企业H股上市及回归行为、对资本市场上政府管制行为的认识。　　本文以1993年-2008年上市的 H股公司为样本，以同时期上市的A股公司为控制样本进行实证检验，以是否 H股上市为因变量，以董事长的政治联系、企业是否处于战略性行业、企业是否是国有企业、企业规模等变量度量政府管制影响，以交易性行业、资产负债率、资产收益率、销售增长率作为公司自主融资需求的替代变量，考察政府在 H股上市决策中的影响;以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比例、董事长是否兼任总经理、会计稳健性来替代相关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以公司是否H股上市为自变量，考察H股上市是否存在“绑定”效应;以H股是否回归A股市场为因变量，以A股市场市盈率、H股与A股市场市盈率之比代表市场繁荣程度，检验“择时动机”是否存在，以公司董事长的政治联系等变量替代政府影响，检验政府对H股回归A股市场的推动作用。　　本文的实证结果证实了中国政府确实存在通过香港 H股上市，扶持战略性行业、实施国有企业改革的战略意图，而且2001年加入WTO之后，政府这种意图益发明显。中央政府有强烈的动机将这些企业送往香港上市以促进这些企业的改制，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全球化竞争能力。另外，政府将大型融资项目移到海外进行，可能是为了避免巨额融资可能导致的市场压力，但是在2001年后这一目的不再重要。政府推动H股公司香港上市的第三个目标是向香港市场输送优质的上市资源，巩固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在H股上市是否能够改善相关公司的公司治理方面，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第一，A股与H股公司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并无明显差异;以董事长是否兼任总经理替代董事会独立性的结果也证明，H股主板上市并没有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而且战略性行业的 H股公司和国有性质的H股公司，其公司治理水平与其他企业并无显著差异，内地企业H股上市并不存在绑定效应。以会计稳健性作为公司治理水平的替代变量的实证结果也没有发现H股公司的公司治理优于 A股公司的证据。　　在H股公司回归A股市场的决策动机方面，本文发现了政府推动的影响，本文认为，H股回归A股市场更多的是一项政治任务，而不是经济事件。它更多地体现了政府意志，而不是商业规律。政府推动H股回归，目的是为了提高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质量，促进证券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在H股公司回归A股市场的市场反应方面，本文发现，由于H股公司的大型、垄断、优质等特点，其回归内地市场受到了投资者的热烈欢迎，反映为其首日市盈率显著高于其他 A股上市公司。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重点突出了政府在H股上市和回归中的作用，更加符合中国的制度背景和实际情况，因此有更强的解释力。国内外研究海外上市的文献已经非常丰富，但是还很少有人研究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国内有些学者在其论述中有过一些零星的论述，但像本文这样用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的研究还比较少见。　　本研究第一次在H股回归的分析中加入了政府管制这一变量。现有的对H股的研究大多集中于A、H股的差价，很少有人研究H股公司回归A股市场的行为动机，现有的对 H股回归行为的解释只有“择时动机”，没有人考虑过政府在其中的作用。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首次从政府管制的视角去考察H股公司回归内地市场的行为。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人们对中国证券市场上政府的目标函数及行为的了解，也有助于人们理解中国企业海外上市行为，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含义和政策含义，对后来的研究有很强的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