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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得到显著提升,但是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却一直存在。本文从产业协同集聚的角度出发,利用了长江经济带地级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为工资收入这一经典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也丰富了现有的产业协同集聚理论的研究。本文首先对产业集聚、协同集聚和工资相关的文献进行梳理,然后分析了产业协同集聚对地区工资水平的影响机制和理论模型。接着,以2004-2016年长江经济带106个地级市为样本,运用经典面板计量模型研究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最后利用面板门槛模型进一步检验产业协同集聚对地区工资的门槛效应。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有:(1)在长江经济带在地级市工资平均值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地级市之间的工资差距相对减小。(2)长江经济带产业协同集聚水平从较高水平开始慢慢回落,而且地区之间的产业协同集聚水平的差距在慢慢增大,但是近些年差距在逐渐减小。下游地区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水平都比较高,而且中下游地区的产业协同集聚水平相对于上游地区较高。(3)长江经济带制造业和金融业的协同集聚水平最高,但是只有制造业与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的协同集聚水平是逐年上升的,其余都是下降的。(4)长江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从整体上来讲能够促进地区工资水平的提升,并且不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但存在时间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而且不同类型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协同集聚所带来的影响效果也不太相同。(5)长江经济带产业协同集聚对地区工资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长江经济带整体、上游和中游地区都通过了单一门槛检验,而下游地区通过了双重门槛检验。从整体来看,当产业协同集聚水平跨过门槛值0.8505时,其对地区工资水平的正向促进作用进一步增强;上游地区由于产业集聚本身没有达到一定规模,因此产业协同集聚水平比较低时,产业协同集聚反而能显著促进地区工资的增长;中游地区产业协同集聚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工资的增长;对下游地区来讲,产业协同集聚水平较低和较高时都能显著促进地区工资的增长。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了三条政策建议:(1)不同区域采取不同的产业发展战略。(2)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纳入产业规划。(3)继续强化人力资本、基础设施、通信水平在提高地区工资、减小工资差异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