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时代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对籍以抒发个人情感的自然中诸多“品物”的咏唱,所采用的“比兴”手法,即产生了“托物言事”、“籍物抒隋”、“借物寓意”三种文学表达方式。“比兴”这两种手法产生的三种表达方式影响了两宋花鸟画、文人画的创作,并体现在创作和作品之中。由此引申出的第一个观点是：《诗经》中诸多“鸟兽草木”的文字描述所体现的自然的意境,意蕴为宋代文人画家用审美态度去体会隐匿于自然之中的那种“幽独超逸”之美提供了一方沃土,进而形成了宋代文人画的“物我两忘”到“物我同一”的艺术境地。这种“物我两忘”到“物我同一”的艺术境地在宋代文人画中体现为一种对“不以形似,独得神韵”的绘画艺术旨趣的追求,并引发了文人画的对笔墨韵味的追求。在宋代的诸多文人画家的作品,画论、画评都论证这一观点；第二个观点是：这种“托物言事”“籍物抒情”“借物寓意”的表达方式所引发的对形象的感知在花鸟画繁盛期的宋代院体花鸟画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画家在“专以形似,工致富贵”的观念引导下以细致入微的观察写生和传神精切的写实摹写,借花情鸟态来“吟咏性情”,在写照传神中达到一种神形兼备的中和之美。最后在本文结尾之处,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这就是—体现在《诗经》的自然整体观之中的那些众多经典艺术形象,在古代文献对这些形象的考证的过程中的描述,可能启发了两宋花鸟画家的创作题材的选择,以及这些经典艺术形象在宋代花鸟画家的绘画创作中的组合,嫁接的形式所传达出的《诗经》之中的经典艺术形象所具有的特殊的文化内涵。文中例举了古代文献在对《诗经》艺术形象的特征的研究考据,对于宋代花鸟画家的观察认知的方式的重要意义,通过这样的论证来明确艺术形象的文化渊源与文化内涵是艺术家在艺术作品中借助经典艺术形象来传达他的精神情感时重要的参照和依据。文中立论,论证、举例、引述、总结的过程之中,如有观点、方法有待商榷、探讨、指正之处,还请相关研究的专家学者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