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的每部作品几乎都引起批评界不同视角、不同侧面的热情关注。回眸这期间的张承志小说的研究，可以看出批评者大致是从两个层面观照张承志的小说创作：一是人格层面，二是文本层面。对前者的多角度审视，呈现为从张承志个人人格品质、精神思想、情感心理和生活经历切人作为立论基点的研究；对后者的多角度审视，则形成了从张承志及其作品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切人的社会历史性质的研究，或者更多的是直接从文本切人的对文本的多侧面具体分析。 《心灵史》作为张承志的“生命之作”、“毕生之作”，批评家对其评价褒贬不一、各执己见，甚至出现截然对立、完全不同的两种极端评价。例如吴炫《宗教否定：英雄性与存在性》认为张承志对哲合忍耶的宗教性选择并不具英雄意味，最多只能解决“回民与张承志的精神问题，很难解决中国人的精神问题”①。同时指出：“这种难以进一步开掘的终极内容(指哲合忍耶的不可名状)，常使张承志声嘶力竭，这暗示着张承志文学上的软弱无力。”②张颐武的《后新时期的人间喜剧》也是把《心灵史》放在九十年代的社会氛围之中考察，得出张承志的“崇高”“不是个人的自由选择或坚持真理的结果，而是多重的文化、经济、美学的支配与作用的结果，张承志没有脱离我们和我们的时代，而是恰好适应了这个时代中一些人的需求。”③然而，如果说这些观点是仁者见仁，那么与此对立的批评家则智者见智。郜元宝《信仰是面不倒的旗》无疑是一篇最动人心魄的文章，笔端凝聚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张承志是后理想主义时代高举理想主义大旗的作家，是在立场几乎不存在的多元也是多疑的时代更加沉稳地守住立场的信徒，是在生存的无名状态和等待命名的状态中毫不犹豫、毫不含糊地要给一切暖昧之境加以命名的语言艺术家。”④ 本文力图从《心灵史》别样的生死观这个角度切人，希望从别样的宿命论生死观、“悲观一乐观一悲观”—层层深化的生死观、别样生死观的终极—无计无力等三个方面对《心灵史》别样的生死观进行较为全面的阐释;尽量从历史、宗教、文化等维度对其多角度的解析，最终在理论的层面对《心灵史》进行尽量切实的评价。同时希望籍此澄清:《心灵史》提供了在价值体系崩坏、信仰体系解体的情况下对现代生活进行宗教性探索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