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同业公会是民国时期普遍存在的行业组织，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完成后曾一度消失。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私营经济的壮大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工商同业公会及类似组织又在江南、沿海一些经济发达地区重现。这表明这一行业组织形式中必然富含有适于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因子。加强同业公会研究，不论是探析近代经济发展的主体特征，还是对组建新形势下的行业组织都有重要意义。遗憾的是，经济史学界对工商同业公会的研究还极为薄弱。本文试图立足于广阔的社会背景来分析其深层次的社会功能，以期探明工商同业公会在近代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与地位。 在第一章中，主要探讨了工商同业公会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在口岸资本主义经济的刺激下，传统会馆、公所进行了组织重构与功能更替，工商同业公会就是这一延续与趋新的结果。随着近代经济转型，这一行业组织现代化的过程也由上海、苏州等通商口岸扩大到全国范围。在其发展过程中，除了经济因素之外，商会与政府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随后的三章集中探讨了工商同业公会的社会功能。根据功能结构，相应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行业层面上的内治功能，这是工商同业公会功能系统的支撑点，侧重于自治与引导。这一功效对促进生产与经营的顺利进行、维护市面开拓市场、维护业规协调同业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第二个层次是“社会”面上的，侧重点是外联功效，包括工商同业公会的功能专业化及跨地区行业联合导致的同业整合；同业公会与商会的组织联系及信息交流；同业公会与近代阶级的分立。综合来看，同业公会是近代商人团体分群与结群的体现者与推动者，有益于克服行业狭隘性与分散性。第三个层次体现在同业公会与政府的关系上，对政府而言，同业公会的整合与自治有利于经济调控；以企业而言，同业公会是为影响政府的财经政令，以求维护商利，二者间存在良性互动的可能。在近代中国，政府管理的强弱对同业公会的发展及功能发挥有着双重影响。 与传统行会相比，近代工商同业公会已具有现代经济组织的特征。近代工商同业公会在内部构成及功能特性上已经资本主义化，体现的是一种资产阶级追求行业自治的姿态。在功能范围上，同业公会主要侧重于外部维护，目的是为了营造有利于本业发展的有机环境。从近代资产阶级组织发展程度来看，工商同业公会是商会系统的重要构成要素，也是资产阶级组织形态的最初一环。但对其社会功能也不可估计过高，近代经济结构的二元性、政治力量的干预、行会缺陷的遗留、行业组织功能的有限性都使同业公会的社会功能存在难以克服的瓶颈。总而言之，工商同业公会的社会功能体现了一种“向度”与“限度”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