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整合型社会企业”2007年后开始在台湾地区蓬勃发展,是台湾最常见与盛行的社会企业组织,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工作整合型社会企业为弱势身心障碍者提供支持性就业,以社会整合的形式推进身心障碍者的社会参与和潜能开发。而其产生是政府失灵、市场失灵与志愿失灵的组织生态下,提出的新社会治理要求,三部门也以各自优势推动新治理主体产生与运用。笔者选择台北市三家有代表性、大型残疾人社会福利基金会作为个案进行深入研究,它们在组织生态下基于不同考量发展出不同的社会企业化行动策略。而不同策略在与弱势者员工关系、市场关系、政府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型塑中显现出了不同作用,并以不同程度参与社会治理。因工作整合型社会企业的重要功能即为弱势者“赋权”,故笔者将组织与治理客体层面作为社会治理研究的重心。基于三个个案,分析出在台湾地区支持性就业中,赋权的三个层面与影响赋权程度的因素,即为组织服务障别、产能核薪标准、与基金会母体的关系和市场化程度。本文基于对所选案例的分析、现有文献的整理及当前研究的限制,以组织生态、社会治理、员工赋权等视角、提出两个问题:怎样的外部生态推动着台湾地区新社会治理主体产生?以及三家基金会不同的社会企业化实践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本文将组织生态理论、社会治理理论与赋权理论作为研究工具,从政府生态面、市场生态面、第三部门生态面进行工作整合型社会企业产生与运作的外部环境分析发现,在身心障碍者就业议题中,市场的绝对工具理性体现出明显的排斥性与无效性;政府作为关键主体,主导性的自上而下模式在社会治理中存在明显有限性和滞后性;第三部门对政府资源的高度依赖决定了其很难实现自主经营,进而也很难满足新的市场、社会需求。三部门的现状与行为为工作整合型社会企业产生与运作塑造了外部生态环境。其次,工作整合型社会企业的社会治理行为体现在与治理客体、其他治理主体和社会的关系上。其中治理客体是社会治理研究的主轴。本文将赋权理论引入社会治理的探讨,基于三个台湾地区的个案将赋权分为三个层级:个人赋权、社会赋权与政治赋权,并分析三个个案不同程度的赋权实现。但深入研究后又发现,看似实现政治赋权的胜利基金会在身心障碍员工的层面上仍未实现真正政治赋权。其看似完全市场需求导向的运作模式已赋予身心障碍员工极大能动性,但其政治赋权也只停留在组织领导人层面,未深入至身心障碍员工在组织中的决策力。胜利基金会中组织领袖个人的决策全权决定着组织的行动和发展战略,组织完全自上而下的运作模式让组织领袖与身心障碍员工间的社会阶层、社会化程度、身障程度、障别等差异更加凸显。各工作整合型社会企业如何平衡各影响因素以实现内部自下而上的赋权,实为组织发展的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