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化解产能过剩风险是我国经济在转型期能否实现平稳健康增长所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自2012年以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始终把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作为工作重点。2013年10月份,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基于该文件,工信部、发改委等相关部委和地方政府都在扎实推进产能过剩化解工作。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重点布局五大任务,去产能成为“三去一降一补”的五大任务之首,化解产能过剩风险,确保经济在合理区间平稳运行己经成为我国宏观调控的重点所在。对于化解我国产能过剩的风险,多数研究只是从国内视角出发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而往往忽略在全球化进程中,国际市场对我国产能过剩的影响。近几年,我国在稳步开展国际产能合作,随着我国政府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走出去”的工作体系不断完善,企业主动融入全球化进程的步伐大幅加快,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屡创新高。在此背景下,一方面,已有研究文献指出对外直接投资能够缓解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现状,但是并未就其内在的传导机制给出过多的理论说明或实验证据,另一方面,一部分研究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提升我国的出口贸易、代替国内投资、促进产业升级以及增强国内企业创新能力,但是并未继续深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为我国带来的优势是否有助于提高我国的产能利用率。基于此,本文拟基于对外直接投资视角,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化解过剩产能的传导路径、影响方向以及影响程度等,该研究不仅契合当前的经济现实,还能完善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产能过剩的研究理论,为进一步合理消化过剩产能提供有益的路径参考与政策启示。本文主要研究内容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本文通过梳理已有研究文献,从产能过剩的成因、测度和治理情况出发,结合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影响分析,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会为母国带来多种经济效益,而这些经济效益会影响到母国的产能利用率。第二:通过选用2004-2016年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西藏数据缺失较多,故将其剔除)相关数据,对我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其他变量进行测算和分析,数据表明,我国工业产能利用率整体偏低,而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屡创新高,且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增长。第三:从理论层面搭建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化解过剩产能的出口创造效应、投资替代效应、产业升级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这四种中介传导机制,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会分别通过这四种传导路径提高我国的产能利用率。第四:选用中介效应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产能利用率的四种传导路径。结果显示,总体上来看,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能显著促进产能利用率的提升,从中介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通过出口创造效应、投资替代效应和产业升级效应等渠道提升我国的产能利用水平,而由于我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多以“模仿”创新的方式来推动企业产品更新升级与生产工艺的改进,自主创新能力较弱,因此通过技术创新效应提升产能利用率水平的效果并不明显。最后本文在理论机制和实证检验的基础上,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角度如何更好的化解国内过剩产能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