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在刑事调查中高效和合法地调取数据至关重要。随着全球互联网技术和云存储技术的发展,跨境数据调取的需求越来越多。相对于传统实物证据,数据有其特殊性,传统的司法协助机制不能体现数字时代的特点,程序冗长且缓慢,这些现实使得跨境数据调取愈加复杂化,构成了跨境数据调取的障碍,妨碍了对恐怖主义、金融欺诈等各类犯罪活动的调查。每个政府都面临着为执法目的跨境数据调取的挑战。基于此种现状,国际社会近年来积极探讨执法部门关于跨境数据调取的解决方案,这一领域也渐渐取得了突破。域外国内立法层面,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及英国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美国是此方面立法的先行者,其颁布的云法案明确了执法部门通过服务提供商获取数据的合法性,也创新了外国政府从美国获取数据的新模式,为跨境数据调取提供了新方案。欧盟、澳大利亚、英国的立法与其相对比,虽然不尽相同,但都体现了“数据控制者模式”影响的扩大,服务提供商成为跨境数据调取规则制定的重要参与者之一。国际立法层面,欧委会主导下的《网络犯罪公约》开始了第二附加议定书的起草,并已达成了关于跨境数据调取的临时条款。联合国设立的专家组召开了多次会议,由于国家众多,各国存在分歧,总体上进程较为缓慢,但在联合国的推动下,约90%的联合国会员国已着手或开始改革关于网络犯罪和电子证据的立法。一方面,新兴立法模式所倡导的新管辖方法给跨境数据调取带来了新机会,其建立了相对透明的机制来提升司法合作的效率;体现了主权国家之间以及国家与数据公司间的利益平衡;另一方面,新兴立法也加剧了主权国家之间的管辖权冲突。在跨境数据调取问题上,由于各国政治制度及社会经济水平差异巨大,各参与方的利益基础也各不相同,因此,在短期内构建全球性的跨境数据调取制度尚不太可能,但现有新兴立法的趋同性已经表明国内规则的制定必将影响未来国际立法的方向。与此同时,针对新兴立法的质疑,未来需要进行回应:通过尊重他国司法主权,减少国家之间的法律冲突;坚持并细化实体性和程序性规则的基本标准;优化现有司法协助机制程序设计来促进未来跨境数据调取国际合作。中国并非新兴立法模式中的一员,其作为网络主权的倡导者,一直坚持应以警务合作或司法协助程序作为调取数据的途径,认为应在联合国框架下商讨解决对策,然而,新兴立法已成既定事实,不论是主动接受还是被动卷入,中国显然无法回避。针对国际背景下各国通过服务提供商调取数据的做法,中国一方面采取了“一关了之”的态度加以回应,另一方面实际操作中却存在单方调取他国数据的做法,这不免与中国所持网络主权的立场相冲突。除此之外,中国还通过采取数据本地化的方案来解决本国跨境数据调取不便的困境。然而,数据本地化并非最佳解决方案,“一关了之”也不是长久良策,未来的合理应对之策应从出台跨境数据调取专门立法;吸收新兴立法的“取供”思路;合理控制数据本地化的限度入手,运用双边、多边手段,促进数据的快捷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