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立足于安妮·塞克斯顿诗歌创作的“边缘性”特征，针对传统学界对塞克斯顿作为自白派诗人“对外界不闻不问，一心沉醉于自我暴露”的刻板印象，本文将诗人置于其生活环境的“城市之郊”，“时代之郊”以及个体存在的“生命之郊”三重背景中进行全面考察，结合美国战后进入冷战时期的政治因素，晚期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特性，以及美国城郊地缘的文化现象等时代背景，从而将安妮·塞克斯顿的诗歌视为女性自我在时代境遇中的发声和反抗。　　 对安妮·塞克斯顿其人其作的探讨终究绕不开她的死亡冲动，无论是在诗中还是在心理理疗的过程中，诗人在文字中都呈现了一种独特的对死亡的执着。然而，深入其诗歌文本，笔者发现，在其死亡欲望的背后暗藏着强大的生的欲念，而诗人对在世生命形态的终结实际上也是为了向另一种存在方式——女巫的生命形态——飞升，这样一来，安妮·塞克斯顿的向死之旅就成了一场自我发现和自我接受的命途，本文通过前两个章节对诗人在时代背景中自我定位的考察，追溯其死亡欲望的根源，并以此为立足点，在第三部分中探讨其死而重生的自我追随，对女巫生命形态的向往，以及对女性生命礼遇的赞叹和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