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首先从中国传媒经济发展的现状入手，描述了目前我国传媒业的发展速度、产业规模、结构、经营业绩以及出现的问题。进而分析，目前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得出的结论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经济因素，而在于非经济因素。中国传媒经济在迈进21世纪以来，发展速度明显放缓。由于区域和行业的分割，中国的传媒市场是分散的、割裂的。依靠行政手段合并成立的传媒集团，不能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也不能改变媒体大面积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的状况。因为，到目前为止，在现有制度空间内，传媒经济因素的运作所释放的能量已经达到极限，传媒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制度环境提出了新要求。 　　本论文借鉴了制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理论，结合中国国情，寻求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相适应的传媒产业制度系统建设。首先，通过考察传媒业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历史演变，分析社会环境的变迁与媒介的社会功能定位之间的关系，提出当前我们应该重新界定党和政府的喉舌的范围。透视制度系统背后的支撑：对不同层次的传媒的性质和功能进行分层定位，才能打破市场运作障碍。其次，从中国传媒业对突破区域、行业壁垒，形成统一的传媒市场的需要入手，可以发现，直接遏制传媒经济发展要求的是：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因此，传媒业制度系统创新的方向是：理顺管理体制，建立产权制度，破除地方、部门保护主义。最后，在中国社会生态转型的背景下，新闻事业开始由单纯的宣传工具向社会公器转变。作为社会公器，大众传媒是服务于社会的公益性事业，必须有对公众负责的意识。因此，传媒经济要健康发展，必须在“事业”和“商业”双重压力下找到制衡点。本文提出，在传媒经济制度环境的外围，必须建立有效的社会监督体系。即传媒业制度系统的延伸：导入社会监督，保证传媒经济发展的健康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