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挑选了四个自认为争议较大的理论问题即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性贿赂立法,共同犯罪的法律适用和罚金刑的完善问题,结合自己司法实践的心得与体会作了一个初步探讨,作者认为:审查受贿的国家工作人员的主体资格,应从本质特征与表现形式两方面结合起来考察,不仅要注意审查国家工作人员是否依法从事了公务,而且要看他们是否具有从事公务活动的与其职权相称的资格,这样才能正确界定受贿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性贿赂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立法惩治性贿赂具有民众普遍支持的现实需要.只需要对现行贿赂范围稍作扩大,即可依法惩治性贿赂犯罪,缓解公众因不平衡心理而产生的对法律的不信任感,遏制性贿赂犯罪的泛化.共同受贿犯罪的认定需要区分其与介绍贿赂罪、间接受贿罪等其他受贿犯罪的不同,尤其在单位贿赂犯罪入律后,对自然人与法人共同受贿的情形要依照主行为人来确定应适用的法律,才能实现罪刑相当的原则. 随着中国罚金刑适用范围的扩大,却对自然人的受贿犯罪不规定罚金刑,为法官量刑留下过大的用刑空间.量刑的失衡加剧了刑罚的不均衡性,不利于制裁受贿犯罪此类典型贪利性犯罪.只有对其实行必并罚金制,才有利于严厉打击受贿犯罪,贯彻重典治吏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