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论发展到休谟那里已经达到极致，不能进一步彻底论证科学知识的来源及其普遍必然性，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者康德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康德从“先天综合判断”出发，把知识分为感性、理性和知性三个样式，来考察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继而又在范畴的先验演绎部分中提出了“自我意识”。所谓自我意识就是指主体自己规定自己的意识，或者说主体在自己的内部建立起自我对象的意识。自我意识的最根本特征就在于它的能动性。自我意识的能动性被抽象地发展后即为主体的“纯粹活动”。从康德构成经验自我的“纯粹活动”到费希特绝对自我的“活动本身”；从谢林的“无限活动”到黑格尔的“自我活动”，德国古典哲学发展到黑格尔这里，人的自我活动成了精神的活动，纯粹思维获得了真理性的存在，真正的存在却被抛弃。马克思以“对象性活动”为标志所发动的哲学革命正是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思辨哲学那个思辨自我的突破。 感性对象性原理出自费尔巴哈。费尔巴哈提出了“现实的人”作为其哲学的出发点和基础，试图用感性对象性原理去批判和超越黑格尔的绝对理性。但是费尔巴哈的对象性诉诸直观，这种直观的感性在失去了应有的能动性之后也使“现实的人”最终成为抽象的理性。在征服近代形而上学的道路上，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走到了尽头。费尔巴哈的这一尽头，正是马克思存在论革命的起点。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对象性活动”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既是对费尔巴哈“对象性直观”的超越，也是对近代理性形而上学的颠覆，从而开启了在存在论基础上的哲学革命，使一些最根本的问题，即人与自然界的原初关联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在存在论的基础上获得重新解读。马克思“对象性活动”概念的表达从而实践原则的确立，使哲学在存在论的基础上得以转向和发展。这一转向从根本上带来了存在论意义、认识论意义和唯物史观的根本变革。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创立及发展，这一历史性的变革带给我们的历史任务至今还未完成，仍然促使我们不断的去思考。而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意义的价值便具有了恒久性而显得更加重要，也充分证明了马克思哲学是真正的当代哲学，而不是一种任何意义上的近代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