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常识常理常情在基础理论问题上仍存在争议,但在司法实践中,甚至是在犯罪证明标准要求更高的刑事裁判中,常识常理常情出现的频率也非常高,实践中的广泛应用证明了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常识常理常情概念具有高度抽象性和内涵丰富性,具体到刑事司法裁判文书中,三者可能因不同人的理解、语用习惯等而用于指代不同意义。整体而言,常识常理常情具有共同的指代意义,可以通用,即人与人之间普遍的共通的辩是非、明事理所必需的基本经验、基本事理和基本情感,这是由“常”之共性决定的,经过了社会生活长期的实践检验,反映了普通人的社会认知。由于词语本身意义的模糊加之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刑事司法裁判中常识常理常情的运用存在诸多问题。法官说理运用的常识常理常情不准确,以个人或社会偏见代替常识常理常情,以超出普通人认知的专业知识代替常识常理常情,运用常识常理常情产生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针对常识常理常情的论证不充分,法官论证水平差异大,法官对诉讼当事人有关常识常理常情的供述和辩解或检察机关的抗诉回应简单,亦或直接不回应。特殊案件中存在法官不敢用、不愿用常识常理常情的情形,作出的判决虽合乎法律,中规中矩,但却难以实现提升判决可接受性的预期目标。司法实践中对常识常理常情的不当运用还体现在过度运用常识常理常情说理,运用的常识常理常情没有相应的证据支撑,脱离事实基础,滥用常识常理常情,以常识常理常情说理来代替法律推理,规避法理说理。在刑事司法裁判个案中,常理常理常情的运用场景主要体现于案件事实认定、裁判依据证立以及裁判结果的整体性证立三个方面。证据是定案的基础,案件事实认定场景中常识常理常情的运用贯彻和体现在证据规则中,判断证据资格和评价证据证明力,借助常识常理常情来支持或否定事实推论;证立裁判依据场景中常识常理常情主要应用于对法律规则的解释,借助常识常理常情检验文义解释的合理性,对法律规范中一些不确定语言和模糊性概念做出相对确定的解释,辅助法官解释专业法律术语;裁判结果的整体性证立场景中常识常理常情用于帮助法官实现裁判结果的整体性证立,定罪环节体现在实现案件事实的归属论证,量刑环节体现于为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提供合理性基础。为法官在刑事司法裁判中运用常识常理常情设置最低限度,法官既不能以常识常理常情代替证据,也不能将常识常理常情作为证明标准,更不能把常识常理常情当成裁判依据。同时提出法官在刑事司法裁判中运用常识常理常情说理的标准,要求法官态度严谨,保持理性;论证追求有效而不是充分;叙事遵循说理对象以及其他可能的裁判受众的认知习惯,实现裁判理由之间的贯通以及与其他论证资源的融洽;修辞手法切合具体案件和论证场景,修辞风格适当,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相结合,裁判语言表述简约繁丰。刑事司法裁判中运用常识常理常情要遵循论证负担规则、合理推论规则、商谈对话规则以及程序保障规则,论证规则的选择因提出主体和适用阶段的不同会有所侧重。论证负担规则要求法官根据不同语境承担不同的论证负担,合理推论规则要求法官从证据出发借助论证型式进行合理推论,商谈对话规则要求法官保证诉讼当事人和检察机关之间的对话互动,程序保障规则贯穿于刑事司法裁判整个过程,包括裁判文书说理的繁简分流、深度公开以及考核激励。静态意义上的限度和标准与动态层面上的论证规则共同为法官规范运用常识常理常情提供有效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