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中国地方产业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重要力量,也是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础设施建设速度不断加快并取得巨大成就;中国对外贸易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完善的基础设施水平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对外开放奠定了基础,并有效提升了地方产业发展水平和国家综合竞争力。较高的贸易开放水平为我国参与全球经济融入国际分工奠定了基础,并有效提升了地区专业化水平和企业生产效率。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贸易开放水平提升,产业空间集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典型现象。中国沿海地区凭借人口优势和临近国际市场的区位优势,积极利用国家渐进式对外开放战略,吸引了大量资本和劳动要素;在要素集聚、国际分工和产业关联的共同影响下,沿海地区成为中国产业集聚的主要区域,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得到迅速提升;而内陆地区由于区位劣势面临产业流失的发展困境。产业空间分布失衡已成为中国沿海与内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地区产业发展差距的扩大将严重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吸引企业进入改变发展劣势的需求愈发紧迫。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基础设施建设在支撑地方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具有明显的要素转移效应。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能否促进产业均衡分布,还是进一步强化产业空间集聚？贸易开放条件,基础设施对地区产业集聚的作用机制是什么？上述问题值得深入分析。基于此,论文将重点从贸易开放视角分析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产业空间集聚的影响,具体从以下六个章节进行阐述。
　　论文第三章首先对中国产业空间集聚现状和动因进行分析。本部分通过对已有产业集聚指标的比较分析,选择经典的产业空间集聚指数对制造业产业集聚趋势进行比较分析;根据不同视角和方法利用微观企业数据库,从产业和城市两个层面计算地区产业集聚程度。在地区产业集聚指数基础上,本部分基于空间经济学的企业选址理论实证研究了产业集聚的动因问题,并利用方差分解法检验不同集聚动因的重要程度。相关结果显示:不论从产业视角还是地区视角,中国产业集聚水平仍处于不断上升阶段,空间经济学强调的劳动力成本、规模经济、临近大市场等因素仍是影响产业集聚的主要因素;此外,地区国际贸易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对产业集聚的影响也日益显著。
　　论文第四章基于中国产业空间集聚的趋势,重点分析地理区位、国际贸易对产业分布的影响。中国产业空间分布的现状显示沿海和内陆地区在产业集聚方面存在巨大差距。这种地理位置和产业分布上的明显差异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传统贸易理论多关注国家间贸易与产业集聚的双向互动,而忽略了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内部地理区位对产业分布的影响。本节通过收集地级市层面的地理距离指标与工业企业数据库形成地市产业层面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城市地理距离、产业出口收入比对地区专业化和产业集聚的影响。结果显示:出口收入比越高的产业对地理距离越敏感,随着地区临近国际市场距离的下降,开放型产业的就业人数、投资水平不断提高;对中国而言,内部地理区位的巨大差异使不同地区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水平并不相同,沿海地区的产业吸纳力、集聚力更强,国际贸易将使一国内部出现开放与相对封闭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
　　论文第五章从经济型基础设施入手,重点研究城市交通基础设施、贸易开放水平对制造业企业选址的影响。本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吸引企业进入的重要手段。然而在贸易开放条件下各个城市的区位特征差异明显,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的吸引力并不相同。本部分利用地区公路数量和质量指标结合城市及产业层面的出口收入比数据,比较分析地区公路基础设施和贸易开放水平对企业区位选择的交互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地区公路密度提高有利于城市吸引企业选址;贸易开放水平提升将强化地区公路基础设施对企业的吸引力;沿海和内陆地区公路建设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并不相同,沿海地区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够进一步促进地区企业集聚;而内陆地区城市由于区位劣势,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的吸引力并不明显。此外,本部分利用应交增值税和劳动产出比指标对样本进行分类回归,研究发现城市公路建设对不同类型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也不相同;公路基础设施对纳税额和产出效率高的“好企业”选址影响并不大,相反地区公路建设更有利于吸引纳税额度和劳动产出效率低的“差企业”。这与地方政府“筑巢引凤”的招商思路并不相符。
　　论文第六章基于中心外围理论,重点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高铁网络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及其对产业分布的差异性影响。该部分通过构建理论模型阐述交通基础设施网络的劳动力转移效应,并指出熟练劳动力转移及其溢出效应能影响地区产业集聚水平。实证分析方面,本部分通过构建地市产业层面的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高铁网络的产业集聚效应。结果显示:高铁开通显著降低了区域非中心城市的产业集聚程度,强化了中心城市的产业集聚力;分产业看,高铁网络对制造业的集聚作用强于服务业,劳动力转移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也强于服务业;分地区看,对贸易开放水平较高的沿海地区而言,高铁开通能够提升非中心城市的产业集聚程度;而对于开放水平较低的内陆地区而言,高铁开通显著降低了区域非中心城市的产业集聚程度;高铁网络的产业分布效应可能加剧区域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的产业发展差距,内陆地区在劳动力流出趋势下面临经济集聚水平进一步下降和产业发展空心化的风险。
　　论文第七章在经济型基础设施的研究框架下引入社会型基础设施概念,重点分析地区教育供给水平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探索分析社会型基础设施对地区国际贸易水平和出口企业进入退出的影响。本部分以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为基础,通过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地区教育发展指标数据运用Heckman两阶段法实证分析地区教育水平对企业出口行为的促进作用,并对不同类型教育指标分别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地区教育水平通过影响贸易成本对企业出口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同时对企业是否迸入出口行业产生影响,但对企业出口的拓展边际和集约边际作用不同;沿海与内陆地区教育质量差距对不同区域企业出口影响不同,教育水平对东部地区企业出口行为的正向影响大于中西部地区;不同层次教育水平对分产业企业出口有不同影响,职业教育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影响相对最大,高等教育对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大于拓展边际。
　　论文第八章在社会型基础设施概念框架下,具体研究贸易开放条件下地区教育水平对产业空间集聚的影响。本章借鉴中介效应模型具体分析地区教育水平对产业分布的间接影响机制。本部分以新经济地理学的企业选址理论为基础,引入人力资本要素分析地区教育水平对国际贸易和产业分布的影响机制,并通过合并省级层面的经济发展指标和教育指标数据实证分析教育供给的产业分布效应。结果显示:贸易开放程度对地区教育水平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出口贸易发达的地区教育投资水平相对较高,贸易开放可能造成地区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本存量差距的扩大;平均受教育年限对地区制造业产业集聚产生负向间接影响,说明现阶段我国制造业对受教育年限长的高技能人才需求不大;地区专利申请量衡量的教育科技能力对产业集聚有正向间接影响,贸易开放条件下制造业产业分布会受到地区教育水平的影响;沿海地区的贸易开放水平对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地区教育水平的中介效应也更大,开放水平越高的地区教育水平也越高,教育水平对制造业集聚的间接效应也越大。
　　论文通过对基础设施分类研究后发现:经济型基础设施和社会型基础设施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同,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机制也不相同。深入分析基础设施的产业分布效应需要对基础设施的功能、类型、定位进行详细剖析,在此基础上才能准确把握不同类型基础设施对产业分布的影响机制。贸易开放条件下,交通基础设施的产业分布效应较为复杂。本地交通基础设施供给有利于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和劳动力生活成本,并通过技术外溢提升城市集聚力;而区域交通运输网络建设主要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减弱边界效应等渠道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地区对外开放水平,其对地区产业集聚的影响需根据城市产业集聚力和分散力的博弈综合判断。教育、科技等社会型基础设施供给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长期促进作用,但社会服务产品的特性使得社会型基础设施难以直接衡量。教育供给通过影响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科技发展水平、贸易成本等多种渠道影响产业发展和分布;同时教育水平提高也能够通过影响劳动力成本和生产效率促进地区贸易开放水平提升。地方政府应当重视社会型基础设施对贸易开放和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未来在我国全面对外开放的发展战略下,各地区参与国际贸易与分工的深度和广度将不断扩大,地方政府应根据自身在国家战略中的定位合理安排基础设施投资。交通基础设施方面,地方政府应注重本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国家运输网络的对接,大力发展符合地区产业发展要求的高质量交通基础设施;教育供给方面,地方政府应重视教育供给对地区经济发展的长期促进作用,多提供符合国家产业发展需要的高质量教育服务,以促进地区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和产业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