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类人权事业的进步以及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我国更加重视公民权利,司法的主流观念也转向了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在我国司法领域以发现客观真实为理念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强制毫无保留的披露证据不利于某些特定社会关系的稳定与发展。在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修订中,将部分亲属排除在强制作证制度之外,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一个进步,但我们还应该看到,律师作为法律职业人之一,在执业过程中仍有某些权利得不到相应的保障,律师的职业权利仍需加强。一些西方国家建立的律师—委托人特免权制度目的是保障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交流与信赖关系,为其国家司法制度的健全和发展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为此,我国许多学者也提出移植这一司法制度来解决我国的现实问题。在本文中,作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章主要对特免权制度的发展进行概述,主要内容包括了西方国家和我国早期特免权制度的萌芽及发展；第二章主要从我国法律中的现状着手,通过分析律师职业免证权与相关权利的联系和区别,剖析我国律师职业免证权缺失的原因；第三章主要论述我国构建律师职业免证权理论,从秩序、自由、公正、道德等方面进行着手,给我国构建该制度以理论支持；第四章主要是对律师职业免证权构建的简单设想,提出了构建制度时应当注意的一些问题。当然,律师职业免证制度的建立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作为一种制度,应当包含在整个法律领域,比如刑事、民事、行政、非诉等领域,但限于作者水平有限,本文的论述仅仅局限于刑事诉讼领域,在此作一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