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立足于方言比较,从语言接触视角研究南部羌语萝卜寨、龙溪两河口和绵虒三个方言土语在与汉语的接触中发生的变异及其变异原因、接触机制等。由于较长时间的地域分化,南部羌语这三个方言土语出现了不少的差异,总体上看,萝卜寨和龙溪两河口的差异小于萝卜寨与绵虒的差异。语音上,三个方言点的辅音、元音和声调基本一致,辅音的数量和类型大体相同,且在塞音与塞擦音、部分浊音与清音、非零声母与零声母间能找到一些对应关系。辅音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萝卜寨和绵虒都具有/d?/音位,龙溪两河口没有/d?/音位,而是用/?/音位对应。元音的对应关系最突出地表现为:(1)萝卜寨的e对应龙溪两河口的a。(2)萝卜寨的o对应绵虒的?u。(3)萝卜寨的u对应绵虒的o、?u、ue。(4)萝卜寨的i对应绵虒的e、?/?。三个方言点最突出的一个特征是都具有声调,都具有55、31、213和53四个调值,且声调皆尚未完全形成,具有“游移”的特征。三个方言点具有相同的音节结构。词汇系统方面,三个方言点间也具有较强的一致性,但其差异性远远大于语音上的差异。普通名词方面,三个方言点的单音节普通名词大致相同,萝卜寨的单音节名词占名词总数的11.99%,龙溪两河口占10.94%,绵虒占11.41%。人称代词方面,三个方言点都有三称代词,区分单数和复数,第一人称复数形式具有排除式和包括式的区别,三称均没有双数形式;其差异主要体现在萝卜寨和龙溪两河口没有了人称的格位变化,而绵虒方言中还有一些保留。指示代词都只有远、近的两位体系。三个方言点的数词大致相同,且同源演变的关系明显。在动词组各成员的数量和类型方面,三个方言点基本一致。此外,以斯瓦迪士(Swadesh)200核心词为调查样本,汉语借词已经进入到了三个方言点的核心词中。并且数量也不算少。语法系统来看,名词性形态方面,三个方言点的差异比较大,除雌性名词比较一致地使用后缀语素-mia标记外,其他名词性标记呈现出比较凌乱的情况。三个方言点都有小称标记,这些标记间的语音形式也具有同源演变关系。格标记方面,主要的差异在于不同方言点的数量及其使用不同,绵虒保留较好,萝卜寨次之,龙溪两河口几乎消失了格标记系统。体标记、人称标记、方向格标记上各个点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不少是由汉语接触造成的。从对南部羌语句子的基本词序、疑问句、否定句、存在/领有句和比较结构等进行的简单比较中,可以看到这三个方言点的简单结构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在复杂的句子结构上,几个点也具有一致性,只是在假分裂结构和主从关系句方面存在一些差异。主从关系句中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关系子句的变化情况不一致。南部羌语三个方言点都受到了汉语接触的深度影响。从数量多、类型广的汉语借词中可以发现,不仅新名词大量使用汉语借词,常用词也出现了不少借用汉语词汇的情况。三个方言点在借用标记、借词构词形式以及语音的变化方面有共同点,也有差异。借词标记t?a不再是单纯的起垫付音节的作用,双音节后面和个别形容词后也出现了标记t?a。在借词构词结构上,三个方言点基本保持一致,主要有修饰式、支配式、陈述式三类,但在具体构词时有差异。从借词来源看,南部羌语从四川方言灌赤片、汉语普通话都有借用情况,借用的具体来源特别复杂,萝卜寨、龙溪两河口羌语中更多借用四川方言、汉语普通话,绵虒更多借用灌赤片(都江堰方言为主)。南部羌语借词的语音变化以音位为音变的单位,以音节为音变的条件。三个方言点的辅音、元音和声调系统都受到一定程度的汉语接触影响,最明显的是声调,南部羌语声调的产生既有内部语音结构发展的因素,也有外部动因的促发。声调起因于发声态,而音节结构是其有利的内部条件,汉语接触也许并不是南部羌语声调产生的根本原因,但接触促动、加速了南部羌语声调的产生、发展,或说使南部羌语的声调类更容易定型,比如在借词中出现了曲折调型213调。汉语接触对辅音系统的最大影响是增加了新的唇齿擦音音位/f/、舌根清擦音/x/,使龙溪两河口的/d?/音位消失;对元音系统的影响体现在给三个方言点都增加了数量不等的复合元音和鼻元音,一定程度上使南部羌语的元音系统复杂化。汉语接触加大了南部羌语内部的词汇类型差异和构词语序的差异,如“修饰语+中心语”和“中心语+修饰语”这两种不同的构词方式在不同的方言点中的比例正在发生变化。汉语接触对南部羌语词义系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分化多义词、增加词义系统中的义项。对南部羌语语法系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格位系统、词类系统和语序等方面,词类系统中增加了汉语的连词、副词和语气词等;语序方面,南部羌语的复杂结构中已经产生了主句中的语序在不少情况下变成了SVO,而从句系统仍然保持SOV的语序的格局。此外,在汶川县的地名中,也充分体现了汉语对其造成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是接触造成的。南部羌语与汉语接触的机制,大致分析了语码转换和语码交替、第二语言习得策略和身份识别机制,更多的机制还没有挖掘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