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发展到程朱理学以来，“自觉的”中国人纠结于“理”，以为“理”是一个最大的客观必然性，是人人、事事必然遵循的必然和应然。但这个“理”一经语言化，实质上就成为了人对“理”的一种把握，而非“理”本身！这就需要一种建立在认识论反思基础上的对“理”观念何以可能的追问。陆象山在程朱理学鼎盛时就发出了“学者孰不曰‘我将求至理’，顾未知其所〔未〕知果至与否耳。所当辨、所当察者，此也”（《象山集·格矫斋说》“未”字衍——引者注）之叹。此后，王阳明又在此基础上展开了明证性基础上的本体论、认识论、修养伦三位一体的哲学探讨并最终形成了其一生的学术思想的最终旨归——“致良知”思想体系。“致良知”思想体系的形成，是王阳明一生围绕“何为第一等事”①而进行思想探寻的结果。王阳明早年曾沿袭朱熹格物穷理之学，却因“物理吾心终判为二”而无所得，此后又泛滥于辞章之学、出入于佛老之学进而回归儒学立场并最终于“龙场悟道”后确立起自己心学立场上的“心即理”思想。此后这一思想又不断展开，居贵阳时首倡知行合一之说，围绕着知行合一之说，王阳明先后提出静坐功夫、省察克治、存天理灭人欲等种种实现知行合一的教法，并最终形成了其建立在对古本《大学》予以解释基础之上的诚意格物思想。经宁藩之变，乃有“致良知”之说，以其为“圣门正眼法藏”（《与邹谦之》，《全集》卷五，第191页）。居越之后，又于“天泉证道”中提出“四句教”思想，并以之为“致良知”思想的说明。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体系是一学术史、思想史、哲学理论说之不尽的话题，本文拟从五个部分共七章来进一步探讨之。第一部分是第一章，在这一章内，本文主要是从宋明理学的逻辑演变和明中叶的社会历史发展状况这两个方面入手来介绍王阳明“致良知”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前提，力求将对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研究纳入宋明理学的逻辑发展进程以及其本人生活的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中加以呈现。第二部分是在第二章内对王阳明围绕着“成圣何以可能”的问题而进行的早年思想探索过程予以介绍。并在对后世学者几种有关王阳明早年思想演化的节点划分观点进行考辩的基础上明确王阳明早年思想发展经历了沿袭朱熹格物之学、泛滥辞章之学、出入佛老之学进而回归儒学立场的这样一系列思想转折，进而依据这一系列思想转折中所体现出的王阳明早年思想发展的线索来介绍其所思所想。第三部分则包括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介绍了“龙场悟道”后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发展环节。“致良知”思想的形成经历了心即理、知行合一与致良知的三个发展环节。因此，在第三章本文主要介绍了“龙场悟道”后“致良知”发展的第一个环节即王阳明在心学立场上确立起的“心即理”思想，并对这一思想的提出过程、理论内涵进行了说明和阐释。第四章则介绍了“致良知”思想在“心即理”思想的基础上不断展开到其发展的第二个环节即知行合一的环节上的内容。在这一章内，本文首先在第一节内对中国古代知行概念范畴进行概念上的溯源，进而在第二节内介绍和说明了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产生所主要针对的问题对象——程朱理学的知行思想以及这一思想的理论困境，此后，在第三节和第四节，本文介绍了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内容、宗旨以及王阳明围绕这一思想而指示学者的教法进展，并在第五节内对知行合一思想的展开——王阳明在对古本《大学》诸条目以及相互关系予以解释基础上所提出的诚意格物思想的理论内容进行了说明，在第六节对知行合一思想进行了整体阐释。第五章则介绍了“致良知”思想在经历心即理、知行合一两个环节而发展到其最后的“致良知”环节上的具体内容，在第一节对构成“致良知”思想的文化前提——《大学》、《中庸》首章中所表达出的儒家思想的三位一体性内在逻辑和精神实质予以揭示的前提下，本文首先在第二节对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的具体时间进行了考证，并指出实际上王阳明在“龙场悟道”之后的“心即理”思想中就已经悟得良知之意了，只是当时并未以“良知”的形式表述出来。此后，在第三节内，展开对王阳明晚年解读《大学》的定型之作——《大学问》中所集中表达的其“致良知”思想的三位一体性内在逻辑的揭示和澄明。并在第四节对王阳明“致良知”思想进行了阐释，指出这一思想的实质是王阳明在生存论反思的哲学立场上，在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本心的自然呈现中去反思和建立起一个本体论、认识论和修养论三位一体的“致良知”本体观念。第四部分即第六章则是在对王阳明一生学术思想的最终旨归——“致良知”思想的内在逻辑和精神实质予以揭示的前提下，展开对王阳明晚年重要教法——“四句教”以及由这一教法所引发的问题之争的梳理与澄明，并指出只有把握到“四句教”乃是凸显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知性分析”环节的思想，才能实现对王阳明这一教法的合理性理解并对由这一教法所引发的后世学者的问题之争予以澄明。在此基础上，笔者对后世学者特别是阳明弟子以及学宗王学的刘宗周、黄宗羲等人在理解“四句教”思想时存在的理论缺陷和他们各自的思想得失进行了说明。第五部分是结论部分，在这一部分中，本文对阳明“致良知”思想进行了评价。总体上说，“致良知”思想体系的确立，是王阳明站在生存论反思的立场上，在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本心的自然呈现中去反思和建立起一个本体论、认识论和修养论三位一体的“致良知”本体观念。深入研究这一思想体系的逻辑进路以及精神实质的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把握了这一思想的三位一体性的精神实质和逻辑结构，不仅可以使王阳明哲学思想的的发展脉络得以凸显，而且也为评价王门后学的思想得失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次，“致良知”概念中这种三位一体的特征，也是中国古代哲学概念范畴的基本特征，具体到宋明理学内部，虽然宋明理学的各家有以“气”、以“心”和以“理”为本的区别，但他们所建立的概念范畴体系都具有这种三位一体性，区别只在于“心”、“理”、“气”这三者由谁来统摄谁的问题。“致良知”思想站在生存论反思的哲学立场上所实现的以“心”统摄“理”、“气”的心、理、气的三位一体观，满足了建立“知识形态的形而上学”的明证性前提的要求，所以，我们认为王阳明是高明的。王阳明在针对当时的问题时，特殊强调了“本心”的自明性的地位、意义，而对自明性的客观普遍性问题则以其思想的文化前提的形式内包于其中，这就是王阳明将《学》、《庸》首章把握为“圣学”全功之所在，入圣之出发点。《学》、《庸》首章贯彻孔子所提出的“忠恕之道”方法论原则，形成了本体论、认识论和修养论三位一体的哲学思想体系，王阳明以之为出发点建立起来了“致良知”的思想体系，既具有厚重的历史内涵，又有深刻的思想理论内涵，也为我们解决“知识形态的形而上学何以可能”的问题提供了文化资源。其中蕴含着的学术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值得我们深入地挖掘。